我与商务印书馆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等,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等。

来源:《北京晨报》201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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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洪汉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该书回忆了作者从少年时代至今的人生经历,介绍了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其中对冯友兰、贺麟、洪谦等诸位老师的深情回忆尤为动人。近日,洪汉鼎先生在京以“哲坛旧事——我北大的那些老师们”为题做了一次讲座,本文系根据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冯友兰与贺麟是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两座高峰,两位大师身后,却呈现出贺门兴旺、冯门寥寥的景观。

我在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这一课题下所写的两本书《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导论》与《诠释学转向──哲学诠释学导论》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老、最有实力和最有影响的一家出版社,因而使我忆起了我自己多年来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特别是对商务一些我所熟悉和敬佩的老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些早已不幸过世──的思念之情。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我在台湾讲学多年,2013年离开台湾时,那里的博士生对我作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于是以访谈内容为基础出了这本书。书中记录了很多北大往事。北大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陈来,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洪老师,你书里边讲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真是太好了,这本书让我能了解北大更深层的一些东西。

其中缘由,也需要从洪汉鼎先生的《客居忆往》中找。

郭沫若约毛泽东与胡适在四马路商务印书馆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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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汉鼎先生是贺门高足,不仅在学术上,在生活上也曾得贺麟先生多方照顾,由于历史原因,洪汉鼎先生青年时代备受挫折,贺麟先生却始终予以关怀,帮助他破格上了研究生,当研究生毕业那天,贺麟先生在酒宴上郑重拜托:洪汉鼎是我的弟子,请大家多多照顾。

商务印书馆对我产生影响,最早是在我中学时代。记得当时我读郭沫若的《自传》,其中讲到商务是一个大学者集会的好场所,他曾回忆有次约毛泽东和胡适在商务见面,他说毛润之当时根本看不出以后会是一位大革命家,他修长个子,朴实敦厚,语文很好。相较而言,胡适花哨多了,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是坐马车到上海四马路商务印书馆的。四马路是上海市中心繁华地带,1949年以前,商务的总部就坐落在这里。另外,当时我还听我的中学老师说,商务印书馆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它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它的编辑人员经过几年训练后,就可以成为大学者和作家,例如茅盾先生就是这样。当然,我对商务印书馆的真正感情还是看到了它早先出版的西方哲学名着以后油然生发的。我的老师贺麟教授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他当时成立了一个西方哲学名着编译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推动下,当时商务出版了很多西方哲学名着,如陈康先生译着的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张铭鼎先生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贺麟先生自己译着的斯宾诺莎《致知篇》,谢扶雅先生译述的罗伊士《宗教哲学》等。这些书有一个特点,因为都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出版的,纸张都很黑很粗,但在这种黑色、粗糙的纸张上却印上很好的宋体印刷字,这显然是商务的实力,它们可以说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一批宝贵的哲学文献。这些书都是我中学的精神食粮,当时我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除了世界文学名着外,就是阅读这些哲学名着了,尽管许多地方还看不懂。这些名着最大的优点就是翻译质量高,它们都是出自名家之手,而且每一部译着前面,都有译者写的导论。这是贺麟先生的创意,他说每一部译着一定要是一部研究之作,因此应当书前有译者研究性的导论。这些书都收入1949年前出版的《汉译世界名着丛书》之中,是现在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的前身。

《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洪汉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

不计名利,倾囊相授,贺麟先生磊落人格令人感动,遗憾的是,那一代学人风范如今已成稀缺品,令人无限唏嘘。

兢兢业业的商务人——高崧与顾寿观

“得天独厚”的北大哲学系

您与贺麟先生是如何认识的

我和商务打交道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即将毕业,有次贺麟教授找我去,他拿出一份王荫庭先生从俄文翻译的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稿子,要我从德文校一下,我花了差不多大半年时间改好了。我拿了我修改好的稿子到贺教授家,贺教授拿着德文原书,要我把修改的地方一条一条念给他听,我们共花了两个晚上才弄完,他很满意,他说改了这样多,最好此书由你们两人合译。有一次贺麟教授要我把他的一部黑格尔的译稿直接送到商务印书馆高崧同志,这样我就认识了这位对商务有着重要贡献、兢兢业业的负责人。他人清瘦,很平易近人,特别对我们年青人很热情,希望我们多多学习我们老师,像他们那样刻苦钻研。当时我正和同学孙祖培、程曾厚翻译斯宾诺莎的《神,人及其幸福简论》。1963年离开北大去陕西时,我把这部译稿也交给了高崧同志。当然,当时我并不敢奢望,像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译的书会出版,正如当时我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一样,我只是争取我应有的一种权利,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

今天我讲一些哲坛旧事,主要谈北大的老师们。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的哲学系可以说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时期,因为只有北大一所高校有哲学系。当时把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全部集中在北大,所以北大有近一百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像熊十力、贺麟、洪谦,美学方面有朱光潜、宗白华,历史哲学方面有朱谦之,梁启超有一个弟弟叫梁启雄也到了北大。还有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几位哲学教授,有一位叫方书春,希腊文很好,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就是他译的。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只有3所大学有哲学系。到北大后,我第一个去拜访贺麟先生,因为中学时我读过他的书,因此从喜欢文学转向喜欢哲学。

十五年后,我从陕西回到了北京。有次去商务再次见到了高崧同志,他这时已升任副总编。我的同学武维琴任哲学编辑室主任,还有几位得力编辑,如陈应年、陈兆福、吴隽深、张伯幼、徐奕春、程孟辉等,他们都是些非常敬业、甘坐冷板凳的人。当时商务除了语言组大类外,学术组分有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等几个编辑室,我认识的上述这些人都是哲学编辑室的。记得高崧同志一见面就提到我在十几年前交给他的斯宾诺莎译稿,他说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西方哲学丛书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所以很多书稿都被压制下来,现在才开始考虑出版,我的书当然也在其中。对于高崧先生仍还记得我这年青人的译稿,我深表感激。

当时全中国的哲学教授都集中在北大。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能有这样多的教授来熏陶自己。

贺麟先生虽然是大学者,却非常和气,中学时我看过贺麟先生译的《小逻辑》,但没看懂,便问贺先生:哲学从哪里开始学?贺麟先生说:黑格尔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哲学史。

过了一些时候,高崧先生又说起我的译稿,他说我当时给他这部译稿时,他不知道他馆内一位老学者顾寿观先生也有译稿,现在就是要考虑先出哪一部了。我当时立即告诉他,顾寿观先生是前辈,当然要先出他的,而且我可以拜读他的来修改自己的。顾寿观先生可能现在年青学者不太知道,以前我听贺麟教授讲过,过去在西南联大时,顾先生是一位很有个性和魄力的人,有次他要到法国进修,在他出国前,他到贺麟先生家,曾拍着桌子说哲学一定要是科学,可是几年后,他回来却不提科学了,反而对宗教感兴趣,对于他来说,哲学仿佛感性胜于理性。顾先生语文能力非常强,他精通好几国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记得有次我到他家请教一个斯宾诺莎词汇,结果在他中关村家,他从一部辞典翻到另一部辞典,足足两个多小时,他的研究是这样认真,我真是佩服到家。后来在商务我也看到他的斯宾诺莎译稿,真使人惊呆了,那是在旧方格宣纸上用公正的蝇头小楷写成的,它们被装订成8册,简直是一部艺术品。我这种感觉正如今天西方人看到他们18世纪学者用鹅毛笔写的书信一样,总是感到我们今天计算机时代虽然得到了不少东西,但也失去了太多的东西。黑格尔说今天艺术已死了,可能是有些道理的。从顾寿观先生的语言修养,学业认真,人们说商务卧虎藏龙,真不是虚言。另外,顾先生还有这样一个天性,即任何不成熟的东西决不要拿出来。例如,有次我去商务,高崧同志又找我说,他们本来要先出顾先生的译稿,可是顾先生不肯,说他的译稿还有一部分未译好,我说等他译好出,高崧说他们也这样告诉他,但顾先生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译完,要他们还是先出我的译本。就这样最后还是先出我的译本,直到顾先生去世后才请人补译,出了他的译本。顾先生现在已去世多年,但我心里却一直感念着他,特别是想到那天在他家里他满头是汗翻辞典的场景。

我的哲学生命跟贺麟先生联系在一起

我看了一段哲学史,又去拜访贺麟先生,贺先生又转过头来说: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做学问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不能什么都学,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问应该从哪个哲学家开始,贺先生建议从斯宾诺莎开始。

那些汉译名着规划会议

我首先要谈的是贺麟教授。在我看来,贺麟教授是能把西哲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位大哲学家。贺先生翻译了很多黑格尔的东西,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同时又是研究阳明学、陆王心学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往往把黑格尔的理论一方面跟朱熹的理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王阳明心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等于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了,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正是在贺麟先生的建议下,我确定了一生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我做几十年斯宾诺莎,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止。后来我钻研诠释学,我一直在研究,可能一直要研究到我死。

我认识商务,前后有三位馆长,最先的馆长是陈原,后来是林尔蔚,再后来是杨德炎,他们三人各有特点,陈原是位老语文学者,他有他的一些上层交际圈,似乎与我们这些年青人接触不多,林尔蔚像商人,我们都称他为老板,在此期间,我们与商务接触反而最多。杨德炎像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他任馆长后,商务内部结构有了重大改变。林老板由于自己不是学者,所以他比较尊重学者,我想这也可能是高崧同志促成的。在林老板的任上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学者会,名义是讨论学术名着规划,实际上慰劳一下我们这些为他们干活的坐冷板凳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与商务最好的时光。要知道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些学者生活都比较清苦,能有一个机会享受大自然之美,住上比较高级的宾馆,加之专业同行交流信息,真是莫大幸福。有次在西山宾馆,这大概是我见到高崧先生的最后一次会,住地好像是以前周总理为欢迎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而在西山半腰上专门打造的一座招待所,山对过儿就是班禅额尔德尼的公寓,真是一座风景极美的休闲胜地。在这次会上,我们为商务筹划要出当代哲学经典。大家知道,解放后出版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商务一般只出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经典,当代的似乎交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但作为一部有分量、有影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如果没有当代的学术名着,这无论如何乃是一个缺陷,因此在这次聚会上,我们都提出这一建议,高崧同志也大力支持。《汉译世界学术名着》这部丛书,高崧同志的确付出了不少心血,当然商务各个学术组的编辑同志也出了很大力,但也如它的出版说明中所说,“幸赖着译界鼎力襄助”。这部丛书的影响,如果你在海外,特别是在华人地区,那你就会深有体会,我曾经看到香港和台湾有些学者,成套地买,他们不想缺失哪一本。正因为这种影响,这套丛书有次还受到中宣部的表扬。另外,这部丛书也为商务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大家知道,商务赚钱主要是靠语言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学术着作大都曲高和寡,但唯有这部《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却是名利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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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如何成为贺先生的弟子的

在商务举办的这些规划会上,使我影响最深刻而又最感兴趣的事,莫非和一些老教授聚在一起聊谈一些我国哲学界轶事。这些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都请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教授参加,如编英语教科书的语言学泰斗许国璋教授,哲学界的贺麟、洪谦、管士滨、周辅成、苖力田、王玖兴、张世英、陈修斋、汪子蒿、王太庆、范岱年、傅乐安等教授。这些教授平常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只有商务能有这种机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对于我们这些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后辈来说,解放前我国哲学界的情况是不太熟悉的,因此对于哲学前辈们讲起老一辈有关哲学的点滴情况特别感兴趣。记得有次在贺麟教授房间,还有王太庆先生在座,贺先生曾告诉我这样一个趣事,我在北大哲学系时的系主任是郑昕教授,他一生中唯有一部《康德学述》,贺先生说:“你知道郑先生是怎样写出这部书的吗?你可以问问在座王太庆。有次郑先生经济发生问题,似乎过冬过不去了,他请王先生找我,想向编译委员会借钱,我知道郑先生手头懒,我就请王先生告诉他,钱可以借,但要给编译委员会写一部《康德学述》,就这样,逼着郑昕先生把这部书很快写出来了”。贺先生还讲到洪谦教授,洪谦先生个子很高,年青时是篮球运动爱好者,正如他现在的儿子一样,有次在我们讨论哲学问题时,他不同意我们的思辨看法,突然把篮球向我们掷来,我们都吓了一跳。另有一次在王玖兴先生房间里,王太庆教授突然笑着告诉我们,你们现在知道王玖兴教授德文好,但你们知道吗?40年代他到德国去时只知道一个德文单词,就是Entschueldigung,可是这一个词帮他在德国渡过了许多难关。在这些聚会上,我还了解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商务每出一部西方哲学名着,因为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书前一定要附上一篇批判性的导言。贺麟教授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也不例外,本来贺教授自己已写好一篇导言,但因为当时他“已处在右派边缘”,因此商务请了另外一位教授写一篇序言放在贺麟教授译的《伦理学》之前,当贺教授听了此事后,大为愤怒,说我译的书还要别人写序,真是太气人了,情愿收回原稿不出,最后商务只好都不用两人的序,而由自己写一个简短的出版说明,才把此事了了。这使我想到了《大英百科全书》的“现象学辞条”,由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写的都不能用,最后只好另请一位并不知名的学者写了。

作者洪汉鼎读研时与贺麟先生合影

1957年夏,我被错划成右派。1960年摘帽,回到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摘帽右派不等于不是右派,行动仍受监督,当时贺麟先生也处于逆境中,但贺麟老师得知我回到了北大,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回避我,反而有次托人捎话让我到他家去。

现在我特别忆起了王太庆老师,每次商务这种会议,王太庆教授总是要参加的,因为他是哲学翻译的权威,可以说是商务的学术顾问。王教授不仅哲学语文知识深厚,而且对哲学界典故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我国哲学界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的老一辈哲学家,他都很清楚。贺麟先生曾告诉我,早在西南联大时,王太庆先生就是他们西方哲学名着编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经常联系教授来着述或翻译西方哲学名着。王先生曾告诉我们,牟宗三先生原也是30年代北大学生,曾写了一篇维特根斯坦的文章,结果不知哪位教授批评,认为他根本搞不了哲学,结果牟先生一气之下,直捣南方,最后在台湾立足了。有次王先生和人民大学的杨宪邦教授还讲到熊十力,他们说你们知道做熊先生的学生容易吗?大热天你需要给熊先生打扇子,拍蚊子,而且还要给他打洗脚水,做不对时,一扇把就打在你背上。贺麟教授去世后,有次我们谈贺先生与学生的关系,王先生立即搬着手指头算,第一代是任继愈,二代是汪子蒿、王玖兴,第三代是他、杨宪邦、张世英、陈修斋、杨祖陶,第四代是梁成秀、叶秀山,第五代有我、王树人、薛华,第六代则是宋祖良、范进。王先生谈起各位老师的趣事如数家珍,但似乎也有所顾忌。有次贺麟教授告诉我们说,要王先生做事,只有一人最有本事可支配他,那就是洪谦教授,说时还笑笑地指了王太庆教授一下,“你问他,他会说洪谦先生的事吗?我告诉你们,王先生是最怕洪谦教授的”。贺先生这句话似乎是真的。我们知道,洪谦先生自他做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以来,曾编着过好几部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两卷,很多工作都是王太庆先生做的。后来有一年洪谦先生再要新编一个大部头当代西方哲学词典,我们大家都为此书忙了好一阵子,当洪先生最后把这些稿件交给王先生编审时,不知怎么,其中有一部分稿件丢失了。这时王先生确实害怕了,如何向洪先生交差,记得当时我陪王先生去洪先生家,洪先生脸色很难看,要王先生一星期就把它找出来,王先生一声不响。后来洪先生去世,这部稿子最后由陈启伟教授编译出版了。王先生平时非常乐观,真有所谓庄子风韵。王先生自己跟我讲过,他当右派时,被北大下放到宁夏银川农村劳动,整天在地里干活,旁边还有个青年农民在监督。有一天他看见那个农民在看一本书,一看是严复翻译的商务出版的《天演论》,他心想机会来了,就主动问那位农民是否看懂,青年农民答说看不太懂,王先生说好,我来教你,结果他就逐字逐段地解释给他听,那农民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自然他的劳动减轻了不少。王先生就是这样非常有风趣的人,反右斗争时,他和张岱年教授成天拉了板车在北大校园打扫卫生,一见到我们这些学生,还笑笑说这是天降大任于人。前几年我曾经想搞一个课题“西方哲学东渐记资料”,除了收集现有的数据与图书外,还想请一些熟悉的老先生口述,我很想有王太庆老师的口述史,可是当我开始筹划这一课题时,他却已不幸离开尘世了。

那个时候我去拜访贺先生,他首先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想到学哲学?我告诉他:我是从文学进入到哲学的。贺先生说太好了,哲学本来是抽象概念,你如果完全从抽象概念出发,肯定做不好,只有从文学中感受到这种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对哲学的理解才会更深刻。我以前只知道看文学书,没有想到贺先生把从文学到哲学这条路的有益之处给我指出来了,所以当时我感到有了信心。

大学毕业时,我想报考贺老师的研究生,即黑格尔研究,贺师认为黑格尔与政治太近,最好考温锡增先生的古希腊哲学,离政治远,且温先生刚回国。温先生的考卷完全是英文的,考完后我去拜访温先生,温先生说国内哲学系的学生质量太差了,二十几份试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满意,有些人连英文也看不懂。我踌蹰了半天,终于说:由于我的政治问题,科学院是不会录取我的。温先生说:如果他们不录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当然是名落孙山的,可是正如温先生所说的,这年他就没有收研究生。

1997年,商务举办它的100周年庆诞,这乃是一次全国学者专家的集会,许多还在世的老专家老学者都参加了这次盛会,最后我们还拍了一张大合照。不过今天如果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感,因为那里有些学者已悄然谢世了。

接下来贺先生问我:你知道哲学要怎么学吗?就我们今天来说,学哲学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首先要学的就是哲学史,这与学其他学科不一样。比如物理学,物理学史都没人注意了,要学的是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的渊源就在古代经典里,所以学习哲学史对学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贺先生告诉我:要想在这个领域站住脚,除了要有一般的哲学史概念,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点上做起。这对我一生的启发太大了。从今天来看,在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学者,绝不是什么都研究的,而是在一个点上做到了“深”。我举一个例子,已故著名哲学家方立天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的研究领域是佛学,他只研究佛学。很多的学者都是这样,比如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洪谦先生是研究分析哲学的,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都是在一个点上。贺先生说千万不要变成万金油。

毕业后,我被分到陕西省永寿县,一待就是15年。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招研究生,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而我已超了一年。贺麟先生马上找相关领导谈,最终破格允许我报考。

我在大学跟博士研究生谈话的时候说,我对博士研究生有四点要求:第一,做哲学研究一定要客观;第二,要从一个点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要向大师学习,大师很重要,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胡塞尔的学生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是伽达默尔,都是非常优秀的;第四,博士研究生一定要有霸气,没有霸气不行的。还有,学习哲学,必须要做翻译,不做翻译,你不能够完全理解,不能完全进入。

毕业那天,社科院参与我答辩的老师们在四川饭店吃饭,在晚宴上,我才见识到了中国传统的所谓学风、门风,我记得在敬酒的时候贺先生站了起来,双手紧握,深深地拱着手说: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这位洪汉鼎是我的门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一种老一辈门风的表现!这种场面,我想以后都不会有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贺先生表露了这种门风。

我的哲学生命是跟贺先生联系在一起的。我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别的老师都对我避而远之,但是贺先生没有。在那个时候他要我读斯宾诺莎,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斯宾诺莎的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人生。我们读书要跟我们的人生结合起来,人生有时候非常不幸,想要从苦难的意识中摆脱出来,可以读一读斯宾诺莎。斯宾诺莎24岁时就被犹太教放逐,他不仅没有工作,而且人们都要与他保持距离,不能跟他说话。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哲学研究,后来成为一位很重要的哲学家。

您40多岁回到北京,怎么找房子呢

在我的人生当中,既有不幸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在人生幸运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就是费希特。费希特的人生也很奇特,他家境贫寒,连学都上不起。但是他很聪明,记忆力很强,别人说过的话他马上就能背出来,后来一个大地主资助他,一直到大学毕业。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定要去见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结果他就徒步去见康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费希特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花朵,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在欧洲影响很大。他后来获得了耶拿大学的教席,当时听他课的学生非常多,教室里装不下,于是他把学生带到教堂里去上课,结果遭到教会人士的反对。歌德建议费希特换个教室,但费希特不愿意,他说他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做。这就是他的性格。

我当时来北京是孤身一人,没有结婚,哲学所里有一位我北大的同学,他的太太把她的妹妹介绍给我。由于要结婚,房子的问题就更格外显得着急。当时我正在任贺先生的助手,当贺先生知道了我这种困境,他就给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许立群同志写了一封陈情信。看在贺先生是老专家的份上,许副院长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下达给总务处。可当时社会科学院要房子的人太多,此事也没有成功。当得知社科院已经不会配给我房子后,那时已经近80岁的贺先生,有一天突然很认真地跟我说:汉鼎,我们今天不办事。我领你去一个地方找房子!贺先生找了一位老朋友,可人家说:贺先生啊!这里哪还有房子啊?你看我住什么房?

由此我悟到了人生有阴阳两面,有动和静的两面。人生有不幸的时候,也有幸运的时候,在不幸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多地想到斯宾诺莎,在幸运的时候就会想到费希特。

真的,那时的北京市区已经连一间房子都租不到了。当时东四大街上哪能找到房子呢?贺先生当时搞不懂实况,但他的那种真诚的热心,我是至今难忘的。陈辉/文

在我最不幸的时候,贺麟先生是这样来教导我的。尽管当时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但还是受到影响。考研究生考第一,结果不录取我,给我分配到陕西,然后从省里又分到咸阳专区。在困难的时候,贺麟教授经常给我写信,使我非常感动。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贺先生要我报考,当时报考研究生的年龄上限是40岁,我已经超了,41岁,但贺先生说没有关系,他向社科院为我特别申请。就这样,在贺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考回了北京。贺先生在我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克劳利如是说

老先生们有“经世致用”的观念

贺麟先生也曾对我产生过误会。

当然,从民国过来的这些老师,也有很多我们今天的人不太了解的一些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冯先生表现并不好,但是你要了解这背后的原因。老教授们有一个情结,叫经世致用。

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从表面看他们关系很好,但一到学术观点,互相就水火不容。

贺先生也同样,我有一次陪他去看徐梵澄先生,我陪贺先生到中央党校讲课回来,徐梵澄刚从印度回国,见面时问了贺先生一句话,说贺先生你从哪来?贺先生说,我是从中央党校讲课来。徐梵澄老先生马上说:“贺先生,你始终抓住党校不放啊!”这句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呢?在1949年前贺先生就被蒋介石多次约见,并在国民党的“党校”讲课,1949年后因为讲黑格尔,毛泽东接见了他,又在中央党校讲黑格尔。对贺先生来说,关键是传播他的学术,他讲求“经世致用”,这大概是这些老先生们很重要的观点。朱熹、王阳明,可能都是这样一种观点。

一次我替贺麟先生写了篇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的文章,介绍了我国一些近现代哲学家,涉及到一些对他们的评价,其中也涉及了洪谦先生,洪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认为洪谦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在述评中高度赞扬了洪先生,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颜子之乐”

当时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代写的,而贺麟先生跟洪谦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有差异。贺先生曾私下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语言事情,质疑洪先生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知识分子有一个境界,就是在学术中感觉到愉悦和美。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气象与颜乐》,促动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北大王博、李中华等谈到的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北大哲学系老教授都是长寿的。的确是这样,冯友兰活了95岁,周辅成98岁,贺麟90岁,宗白华89岁。他们说,北大哲学系是一个长寿系。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教授心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入哲学境界,感觉哲学是生命当中的爱好。我现在也是如此,尽管我年纪这样大,但是一讲到哲学,心里就完全被哲学的意义所充满,感觉到愉悦。

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

我再举个周辅成教授的例子。我记得我1985年从德国回来,那时周辅成教授已经74岁高龄,有一天早晨他从北大跑到我家,说听说我回来了,问我带回什么德国的古典音乐了吗?他还跟我说,他现在每天都要听德国的那些歌剧,他收了好多磁带。这就是心境,有这样的心境他能不长寿吗?

我当时愣了一下,不知要怎么答话。然后,贺先生在稿子上把我写的那一段划掉,他亲自重写了评价洪谦先生的那一段话。

还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他是1986年去世的。我从德国回来后去看他,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怎么好了。他半睡着,我叫了他一声,他醒了,还认得我。我说我刚从德国回来,他一听说德国,马上坐起来,跟我说,他在30年代到过海德堡,它是那样漂亮。我说我正好拍了一个海德堡的录像,他说那你要带过来,我说好。我走的时候他还反复叮咛,说下一次一定要把那个录像带来,结果隔了两个月,我就听说他去世了。所以有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一个老教授到晚年这点心愿都没能帮他实现,让他带着遗憾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身体虽然已经很不好了,但他的心还寄托在当时在德国研究哲学的时候,在海德堡那个城市。

这件事情以后,贺先生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后来我才体悟到,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在意门风,贺先生对人非常的好,但是他是爱憎分明的,一旦他恨某个人,他就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门风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但过去那种师生关系现在不太有了,老师都成了学生的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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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汉鼎

周辅成、宗白华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师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我国著名的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

还有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活了102岁。我在他101岁时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身体还非常好,眼睛看得见,手写字也不打颤,思维很敏捷,心情很好。所以那天我说,这就是哲学家。

还有我的老师张世英先生,现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最年长的可能就是张世英先生了。张世英先生精神好得不得了,身体也很好,我们一去就谈哲学。进入哲学境界以后,人就能够精神起来。这叫什么,就是颜子之乐,不在于这个衣衫穿得怎么样,而在于你进入那种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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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

再举一个例子,人大的苗力田先生,因为让我最难受的就是苗公的事情。那年韩东晖博士研究生毕业,他的题目是斯宾诺莎,苗公请我去做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说研究斯宾诺莎没有洪汉鼎的批准不能算及格。他当时非常高兴,因为韩东晖的论文通过了。吃饭的时候,苗公跟我讲两样事让我帮他:一个他要继续带研究生,而且是研究斯宾诺莎,让我帮他;第二个是他搞康德全集,一定要我把关。苗公爱喝酒,饭桌上喝了茅台酒。苗公当时毕竟八十多岁,我就说,苗公已经喝了一杯,我们是不是不能让苗公再喝了。但大家看苗公很高兴,就让苗公喝了两杯。第二天我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苗公不行了,当天晚上住了院,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当时非常难受,马上写了一篇悼念苗公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坚决阻止他多喝的。

门风:能够成就你也会限制你

还有一位老师是洪谦先生,现在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八十年代以前研究分析哲学的人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洪谦先生。在西方哲学家看来,能跟他们对话的中国哲学家没有几个人,陈康是一位,然后就是洪谦。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适应不了1949年后的学术生活。他认为他那一套分析哲学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时我们国家又不认为分析哲学重要,甚至于大部分人都喜欢思辨哲学,他感觉到很孤独,所以他能够做的工作就是翻译。1978年回到北京,我就投入了洪先生翻译分析哲学的工作中。对我来说,洪谦先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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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谦

我们那一代的老师,很讲究门风。贺先生这一门的门风,一方面是老师本身好,另一方面就是学生非常推崇贺先生的学问,愿意去继承他的学问。贺先生经常讲一句话,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经常跟我们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你们将来有好多地方会超过我的。学生都愿意跟随他。

门风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弱点。对于我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既是贺先生的学生,又是洪先生的学生。尽管贺先生跟洪先生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同。有时候我到洪先生那里,洪先生问我:“贺先生那个语言经得起分析吗?”因为作为分析哲学来说,语言一定要有明确性,要有论证和清晰性,逻辑的范围外延都要合。我到贺先生那里,贺先生有可能会问,洪先生那个语言是很清楚的,但是哲学难道都研究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吗?我觉得这个话也蛮对的,洪先生研究语词是否有意义,对我们人生有用吗?

所以后来贺先生对我也有过意见。在1979年,我是文革后最早毕业的研究生,那个时候国家很重视,《光明日报》整版做了介绍。当天晚上,中国社科院在西单的四川饭店吃饭,所有的知名教授都参加了,在那个会场贺先生实际上讲了门风,他说,洪谦,洪汉鼎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在举酒杯的时候,跟大家作了一个揖,他实际上就是说,这是我的学生。所以问题就是门风有时候会把你限制住。

我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学东渐记》,可能里面把洪先生写得很好,贺先生当时很生气,他说他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没有进入哲学。

“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

我再说一位老师,温锡增先生。他长期在英国留学,在英国大学做教授,五十年代周总理发出邀请,希望海外的专家都能够回到大陆来,他响应这一邀请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做研究。他回来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1963年正好赶上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当时我先找贺先生,说想考贺先生的研究生,结果贺先生说,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颇密切,离政治很近,而我又是摘帽右派,我考他的研究生可能不行,我最好选一个离政治远的研究方向,就是古希腊哲学。而温先生正好是搞古希腊哲学的。温先生刚从国外回来,全部用英文出题,而我的英文很好,所以当时我考得是最好的。到了快放榜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会录取我,因为我毕竟是摘帽右派。

于是我就到温先生家去跟他告别,也告诉他我不可能被录取。我到了温先生家,看到他有那种英国的绅士派头,他坐在椅子上,他夫人站在他旁边。他跟我说,只有我的考卷他满意,其他的都不行。我和他说,我打听到消息了,这次可能我录取不上,我有政治问题。你们知道温先生当时怎么说?他说:我招的是优秀的研究生,政治问题我不管,如果他们不让我录取你,我这一次就不收研究生了。这是1963年8月的事情,我记得从温先生家出来以后,那微风吹得我都流眼泪了。

后来我在陕西待了15年,然后1978年回到北京,再去拜访温先生,你们知道温先生跟我说了句什么话吗?“汉鼎,我告诉你,你那份考卷我还保存着。”当时他这句话一说,我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师生情我永远忘不了。当这些老师去世以后,我感觉到自己非常孤独,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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