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出版业的第一“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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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锡琛作为出版家,尤其是作为开明书店创办人的一生,留给中国出版业、中国出版人的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总结和继承的。

在中国出版家群体之中,章锡琛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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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明书店创始人,论个人学识上的精深广博,他不如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论企业经营上的长袖善舞,他不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论资本运作上的运筹帷幄,他更不如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但是,他可能是最为注重图书质量、最具工匠精神的中国出版家之一。

(一)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一书,让人们看到了章锡琛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这位开明书店创始人、“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出版家”的个人传记,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作品,但在作者章雪峰流畅的文笔之下,这个出版人的形象生动感人。

1921年4月,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赴京邀请胡适出任总经理时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商务印书馆需要的这个“眼睛”,就是指胡适当时所具备的与时俱进的新思想。而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正是一流出版家的重要特质之一。

据统计,在开明书店存续的27年时间里,仅仅出版了1500余种图书。然而,数量虽少,质量却非常高,学者们赞誉“几乎找不到一本不够格的书来”。开明书店成就了出版界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一个令人艳羡的传奇。这样的高峰和传奇,直接根源于章锡琛身上的工匠精神。

章锡琛就有这样的一双“眼睛”。

他对细分市场专注极致。不仅章锡琛,开明书店的经营者们如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当时已有了细分市场的理念。他们所选择的细分市场,用开明书店总编辑叶圣陶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读者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由于开明书店经济实力、编辑力量有限,不能像当时的大型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那样“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因此他们只能瞄准既定的细分市场,精耕细作,深度开发,从而在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上形成产品优势和品牌优势。这亦是中小出版机构的立身之本和生存之道。

终章锡琛一生,他都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一直到老年,他的思想都是敏锐的、进步的,从未僵化过、保守过。出版家如果不能紧扣时代脉博,把握时代潮流,就谈不上引领所在的出版机构去生产与时俱进的出版物,从而满足新时代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

章锡琛的工匠精神,还体现在他对图书质量的苛求完美。他长期坚持“编校合一”的优良传统,使得编辑、校对二者,既有明确分工,又能密切配合,有利于不断提高编辑和校对人员的专业水平,缩短图书出版周期。对校对人员要求尤其严格,决不允许在图书中出现哪怕一个错字,因此编辑、校对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始终全神贯注、如履薄冰,编辑部办公室也静如课堂、鸦雀无声。

章锡琛初入出版界,是在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新政府摧毁了旧的封建制度,产生新政体,迈进新时代。而新时代则将向章锡琛灌输新思想,并赋予他新使命。

作家秦牧曾回忆,自己当年去开明书店编辑部,遇到这种肃静的气氛,便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作家冰心则说:“我早就知道开明书店一直刊行了许许多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杂志,至于他们严谨的编辑作风和与作者的密切关系,我都亲身体验过了!”

章锡琛在《东方杂志》时期,已经能够主动适应和接受新思想的影响了。他通过在杂志编辑工作岗位上的著译工作,关注世界大事,介绍世界新科技新发明,研究和引进各种社会新思潮,其视野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数量之高产,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在西方各类社会新思潮的研究和引进上,章锡琛和其他《东方杂志》的编辑们一样,保持着一贯的热忱。从早期的进化论,再到资产阶级理论,直到社会主义理论,都无一遗漏地、充满热情地介绍到中国来,希望其中有的理论能够成为医治中国社会沉疴的灵药。

开明书店图书的印装质量也是众所周知的。章锡琛所领导的美成印刷厂,在国内率先引进日本新四号、新五号等新体字模,并创制了“开明标点”,使版面更加紧凑,达到节约用纸、降低书刊售价的目的。在用纸方面,则充分利用彩色封面纸以节省封面套色,并利用原来色泽较差的“次道林纸”,要求纸商在其中加入颜料,从而试制出质高价廉、保护视力的“黄道林纸”,在新中国成立前风行一时。在装订时,为了克服一般小学课本采用铁丝装订、极易生锈断散的缺陷,章锡琛首创用缝纫机进行装订的办法;他还创造了硬纸面布脊和软面精装等装订办法,用以代替价值昂贵的硬布面精装本。

但是,章锡琛与时俱进的新思想,第一次的突出表现,还是在主编《妇女杂志》时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章锡琛死抠硬抓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每一章内容,精雕细琢每一页形式,终于铸就了开明书店连续27年生产高质量图书产品的奇迹。

在受命主编《妇女杂志》时,章锡琛抛弃了“宣扬封建节烈、贤妻良母及‘三从四德’的保守思想,提供一些家政、育儿和卫生等知识”的编辑方针,也拒绝了一直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新鸳鸯蝴蝶派的稿件,开始与时俱进地“抨击旧有封建伦理道德,鼓吹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注重妇女教育、职业及经济独立,倡导男女公开社交、恋爱自由,关注妇女恋爱、婚姻、家庭,提倡新性道德”。章锡琛自己后来回忆这段接受新思想的经历,是这样说的:“在新思想运动中,妇女问题也成为当时热烈讨论的一个部门”。在这个热烈的讨论中,他与时俱进地接受了新思想,“急来抱佛脚,不得不从图书馆里找出几部日本书阅读,东抄西撮写一点文章来应市”,结果是“居然也博得一般读者的好评,甚至于有人当面把我捧做妇女问题的专家”。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当然,章锡琛此时接受并践行的新思想,让他个人付出了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的惨痛代价,但由于杂志内容契合了当时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妇女杂志》受益良多:改革之前《妇女杂志》的发行量不足2000份,改革后则一再突破以往的销售记录,据推测最多时可能超过了5000份。改革之后的第二年,每版印数已经较前增加了一倍,达到了一万多份,比较受欢迎的专号甚至再版、三版。《妇女杂志》历史上的高潮时期,因为章锡琛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就此铸就。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17日24版

章锡琛与时俱进的新思想,第二次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他创办开明书店。

众所周知,开明书店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如果没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不会有1926年的章锡琛,更不会有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

这个关系,章锡琛的同事宋云彬曾经说得非常清楚:“开明的产生,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就不会因为谈新性道德和办《新女性》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个编辑;而同时在五四以前,像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长期存在。”

也就是说,新思想造就了章锡琛这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创办了新书店。

章锡琛与时俱进的新思想,第三次的突出表现,在于他和夏丏尊、叶圣陶一起,确立并坚持了开明书店“以青少年学生读物为出版重点”的出版方针。

在经营开明书店时,章锡琛接受夏丏尊的建议,综合考虑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编辑和作者优势以及当时的市场实际,与时俱进地确立“以青少年学生读物为出版重点”的出版方针。正是在这个出版方针的指引下,开明书店开始涉足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可以说,没有进军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市场这一重大决策,开明书店不太可能进入大书店行列。因为无论后来的“五大”、“六大”还是“七大”,都是官方根据当时这些书局在全国教科书市场上的份额来排名的。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能够为出版机构带来丰厚的利润,也是行业共识。开明书店就是依靠这些中小学教科书的畅销,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章锡琛与时俱进的新思想,第四次的突出表现,在于他首倡、主导了开明书店的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从上海解放时起,章锡琛就开始认真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小册子,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寻找开明书店在解放后的出路。结果,章锡琛很快得出了如下结论:

新闻出版事业是国家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工具,不能像别种工商业那样,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长时期掌握在私商的手中,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像各家从前那样用卑鄙龌龊的手段竞争营业,危害教育,危害人民,在新社会中决不容许这种状况继续存在,非由国家统一编印发行不可。因此感到像商务、中华那种专靠教科书维持营业的出版家一定没有前途,开明也不能例外。

章锡琛恐怕是当时国统区出版界中有此觉悟的第一人。

换句话说,章锡琛在解放之初,即敏锐地意识到:开明书店的中小学教科书这样的核心业务,即将面临收归国家统一编印发行的政策风险。而在此背景下,开明书店必须整体转型。为此,章锡琛开出的药方是:开明书店要么结束业务,清盘注销;要么交给国家。

事实证明,章锡琛与时俱进的出版家特质在此时得到再次展现。半年之后的1950年2月16日,开明书店董事会正式向出版总署报送《开明书店请求与国家合营呈文》,在国统区出版机构中第一个正式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后于1953年4月正式融入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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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细分市场做到“专注、极致”的企业理念

民国时期,还没有“细分市场”的说法,但开明书店的经营者们,如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却已有了细分市场的理念。叶圣陶曾说:

书店有各种的做法。兼收并蓄,无所不包,是一个做法。规定范围,不出限度,是一个做法。漫无标的,唯利是图,又是一个做法。我们以为前一个需要大力量,不但财务要大,智力也要大,我们担当不了。后一个呢,与我们的意趣不相容,当然不取。与我们相宜的只有中间一个,就是规定范围的做法。我们把我们的读者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

叶圣陶在这里所说的“规定范围,不出限度”,就是现代出版业所说的“细分市场”。换句话说,开明书店由于经济实力有限,编辑力量有限,不能像大型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那样“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去向所有的出版物细分市场出击。同时,开明书店由于是一群有良知、有追求的知识分子所办,也不能像世界书局、正中书局那样“漫无标的,唯利是图”,甚至出一些坏书、淫秽书。所以,开明书店只能利用有限的财力和人力,瞄准既定的细分市场,“把我们的读者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精耕细作,深度开发,从而在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上形成产品优势和品牌优势。这才是开明书店等中小出版机构的生存之道。

因此,开明书店在“青少年学生读物”细分市场,做到了“专注、极致”,比如《中学生》的创刊、开明版教科书的出版等等,一直到开明书店的招牌摘下,从未改变过。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科书》统计,自1926-1949年,开明书店共出版中小学教科书117种,占开明书店总出书量1500余种的9%左右。开明书店的中小学教科书虽然品种不多,但其所占总营业额的比例却非常之大,“据1949年统计,教科书的营业额占全部营业额的62%,所以只要春销或秋销一季的营业,就可坐吃半年”。可见,中小学教科书后来也成为了开明书店的“吃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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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选题策划意识

在选题策划方面,章锡琛作为出版家,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具体来说,就是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开明活页文选》就是“人无我有”的选题策划,所以被同事们称为“章锡琛先生的一个创举”。

这个选题策划,在当时的出版界是首开先河的。而其最初,则来自于章锡琛自身的教学实践。他从教学实践出发,考虑出版一种“单篇文章独立成页,事先不进行统一装订,待每个学校的教师任意选购组装成册后再行装订”的国文教科书,以减轻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国文教学方面的负担,这就是《开明活页文选》。

事实上,《开明活页文选》的出版,的确减轻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负担,但却在编辑、校对、印刷、装订、发行上给出版机构增加了负担。这大概也是此前没有哪一家出版机构做过此类选题的原因之一。但是,章锡琛抓住了商机,也不怕麻烦,终于占据了“人无我有”的先机,把《开明活页文选》打造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以至于“那时候,开明栈房里专有一间楼屋,放置《活页文选》,同人戏呼之为‘文选楼’。”

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出版业做选题策划,“人无我有”的选题毕竟只是极少数,可遇而不可求,大部分的选题,还是集中在“人有我优”上。比如开明书店的古籍出版,就集中体现了章锡琛的“人有我优”的选题策划思想。

古籍出版是当时大书店所必备的出版门类之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所以成为中外闻名的出版重镇,除了经济实力以外,还在于其古籍出版的大手笔。章锡琛为了“书店闯牌子”,让开明书店跻身大书店之列,早就有志于此,所以在稍具经济实力的时候,他就开始谋划在古籍出版方面有所作为。

但是,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仅在史书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已有“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底本珍罕取胜;中华书局则有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以字体珍罕专美。珠玉在前,章锡琛的开明书店要第三个推出内容基本相同的历代史书,如何“人有我优”?章锡琛很费了一番心思。章锡琛在《二十五史》出版上的优化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优化了史书数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都是“二十四史”,章锡琛为了创新,加入了柯劭忞的《新元史》,决定出版《二十五史》。数量上增加了一种,至少在宣传可以先声夺人。二是优化了版本体例。经过综合比较和慎重考虑,开明书店最终选择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和退耕堂刊本的《新元史》作为底本。三是优化了影印方式。开明书店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和退耕堂刊本《新元史》统一进行缩印,以大16开本装订了9册。比较此前“二十四史”册数动辄就是百册以上规模,可见《二十五史》仅仅9册的优势。四是优化了销售定价。由于开明书店版《二十五史》只有9册,用纸量少,成本较低,所以定价也得以降低,使得皇皇巨著,成为贫苦的青年读者也能买得起的图书。五是优化了衍生开发。开明书店推出《二十五史》之后,又进行了衍生产品开发,相继推出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形成产品系列,共同销售,给治史学者以极大便利。

有了上述“史书数量”、“版本体例”、“影印方式”、“销售定价”、“衍生开发”等五个方面的优化,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在其他出版机构的同类选题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章老板的杰作”。

章锡琛“人有我优”的选题策划思想,还体现在《开明英文读本》和《爱的教育》两本畅销书的策划出版上。

《开明英文读本》出版前,市场上最畅销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越然编辑的《模范英文读本》。为了和《模范英文读本》竞争,做到“人有我优”,章锡琛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高薪聘请一流作者。他以每月预支300元版税的代价,请来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林语堂,保证了内容质量。二是请丰子恺的大手笔绘制插图,助力装帧。以漫画融入英语教材,在当时也属首创。三是在内容上,作者林语堂贯穿了自己独有的外语教学理念,并很好地将语法学习融入课文之中,使得《开明英文读本》实现了语法学习和英文读物的有机结合,在激发学习兴趣的同时,可以让学生熟悉英语国家的生活场景,从而进一步了解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

如此优化,保证了《开明英文读本》的高质量。出版之后,“全国中学纷纷采用,把当时畅销的商务周越然编的《模范英文读本》压倒了”。《开明英文读本》成为开明书店最畅销的一本书,一直畅销了二十多年,林语堂本人从开明书店所获得的版税收入就约有30万元之巨。

《爱的教育》,则是章锡琛从商务印书馆拿过来的一个选题。因为此前该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市场反应平平。章锡琛拿过来之后,首先进行了文字优化,他亲自校对全稿,其次进行了插图优化,请丰子恺绘制了封面和十幅插图,最后,还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宣传力度。最终使得此书也一炮而红,成为新文学以来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译作,几乎成为所有高小和初中的教材或课外读物,销量迅速达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册,而且畅销几十年,“迄1949年3月止,《爱的教育》已印到30版以上,成为开明书店的‘吃饭书’之一。”

作为出版家,章锡琛就是有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四)“以质取胜”的市场竞争策略

作为出版家,章锡琛对于出版物的质量,到了几乎苛求的地步。从开明书店的出版物目录中,几乎找不出一本质量不合格的图书来。这是一个过去或今天的同业都难以企及的高峰。而这样的高峰,与章锡琛个人对于出版物质量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在编校质量上,一方面章锡琛非常尊重作者,决不妄改原稿,特别是作品的观点和论断;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重为作者改掉文稿中的错字舛句。他还特别注重校对工作,要求校对人员除了对原稿负责之外,还要能看出原稿上的差误脱漏,提出疑问供编辑考虑;同时要求编辑也应兼做校对的工作,在审读原稿时更加精细。这些编校工作的细节,被章锡琛作为对读者负责和对作者负责的大事来看待,所以开明书店出版的都是高质量的图书,没有什么病句、错字,连标点符号也一丝不苟。

除了编校质量以外,开明书店出版物的印装质量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也是章锡琛高度重视的结果。章锡琛领导的美成印刷厂在排版方面,国内第一家引进日本新四号、新五号等新体字模,并创制了“开明标点”,以使版面更加紧凑,达到节约用纸、降低书刊售价的目的;在用纸方面,章锡琛充分利用彩色封面纸以节省封面套色,并利用原来色泽较差的“次道林纸”,要求纸商在其中加入颜料,从而试制出质高价廉、保护视力,并在解放前风行一时的“黄道林纸”;在装订方面,为了克服一般小学课本采用铁丝装订极易生锈断散的特点,章锡琛首创用缝纫机进行装订的办法。他还创造了硬纸面布脊和软面精装等装订办法,用以代替价值昂贵的硬布面精装本。

章锡琛重视编校质量,是为了让读者开卷有益,不要受到错书、坏书的影响;他重视印装质量,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印装成本,以便更多的读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更多更好的图书。

这就是章锡琛“以质取胜”的竞争策略。

从开明书店的教科书竞争策略来看,其主要的秘诀就在于以质取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乃至世界书局在教科书竞争上,更多的是依靠营销手段。这些个营销手段中,当然包括了大打折扣战、价格战等比较正当的竞争手段,也包括了送钱送物、吃喝嫖赌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大打折扣战、价格战,章锡琛和开明书店小本经营,打不起;送钱送物、吃喝嫖赌,身为正直知识分子的章锡琛,又不屑为。只有另辟蹊径了。

章锡琛的蹊径是:以质取胜。他相信,总还会有不看重金钱美女而看重教材质量的校长和教师。事实上,无论什么时代,以高质量的产品去赢得市场,都是企业竞争的不二法门,也是正道。章锡琛和开明书店就是靠这个竞争策略,硬是挤进了民国时期全国教科书市场份额的“五大”之列。

(五)团结一班人的领导能力

章锡琛为人颇具亲和力,好象天然具备团结一班人为了开明书店而共同努力的领导能力。这样的领导能力,引领着开明书店渡过一个又一个险滩,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章锡琛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这一班人中,既有作者,也有同事。

章锡琛团结作者的手法,颇有技巧。他主要是通过建立或参加与图书、杂志内容有关的学术研究会的方式,来联系和团结作者。

比如1921年1月,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章锡琛在这里,结识了一帮朋友,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孙伏园、朱自清、夏丏尊、胡愈之等。这些人,先是成为他所编杂志、所办出版机构的作者,慢慢的,有的人还成为了他的同事,后来,所有人都成为了他的终生朋友。

1922年8月,章锡琛为了编好《妇女杂志》,在上海发起成立“妇女问题研究会”。当时在《妇女杂志》上列入十七人名单的,当然也是该杂志责无旁贷的作者。1925年3月,章锡琛又参加“立达学会”,而立达学会的会员,如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刘叔琴、丰子恺等,又成为了章锡琛的作者和朋友。

章锡琛通过这三个学会,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名作者。而这三个学会,也在章锡琛的不同人生时期,或多或少地直接给他提供过帮助。比如,在章锡琛从商务印书馆离职生计艰难时,郑振铎为了帮助他,就雪中送炭地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拿来,交给新女性杂志社印行;再比如,1926年9月5日,在开明书店刚刚草创一个月时,立达学会创办《一般》杂志并交开明书店印行,为章锡琛捧场。

所以,章锡琛自己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开明书店的创办,并不是我的主动,完全靠着许多朋友的怂恿规划。能够经过几次绝大的战乱,一直维持到现在,也还靠许多朋友的尽力。”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大实话。

在开明书店内部,章锡琛团结同事更是表率。终其一生,章锡琛都善于识人用人,也善于培养人。钱君匋是开明书店的第一位美术编辑,也是经由章锡琛发现、培养、锻炼,从一名教师成长为著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书籍装帧家的。在钱君匋之后,章锡琛又大胆起用当时还是开明书店练习生的莫志恒,并将其培养成为专业的书籍装帧设计人才。开明书店前后共有过三任总编辑,分别是赵景深、夏丏尊、叶圣陶。他们都是在章锡琛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加入开明书店的。其中的夏丏尊,不仅为开明书店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之服务终生。

章锡琛能够团结同事,首先在于他身先士卒的工作态度。在开明书店,无论是编辑、印刷、排版的哪一个环节,章锡琛都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而且,他在每一环节还都是行家里手,不是瞎指挥,都还有所创见和发明,比如编辑环节的“编校合一”、印刷环节的“开明标点”、发行环节的“以质取胜”等。换句话说,在章锡琛的手下做事,员工们听到的不是“给我上”,而是“跟我上”。

其次还在于他功成不居的个人气度。章锡琛的功成不居,突然的表现就在于他对于开明书店总经理的两次让贤上。在1929年开明书店成立股份公司时,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章锡琛出人意料地没有出任总经理,而是推荐了自己的老师杜海生出任;在1946年,为了开明书店高层的团结,兼之为了尊重范洗人在抗战八年中长期主持开明书店工作的客观事实,章锡琛又一次推荐了范洗人担任总经理。

这样一来,章锡琛在开明书店27年的历史中,做总经理的时间很短,真正计算起来,大致为初创时期1926-1928年两年多时间和股份公司时期1934-1937年不到四年的时间,合计不到六年。比较一下,夏瑞芳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约17年,陆费逵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约29年,沈知方任世界书局总经理约17年,就可以看出章锡琛是比较少有的特例了。

作为企业的创办人,章锡琛这种功成不居的个人气度,对于开明书店高层的团结,对于企业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六)勤俭办企业的奋斗精神

1936年开明书店十周年时,开明书店为表庆祝,将总店迁入梧州路新址办公。但是,新址固然是新址,新址上却没有盖新大楼。由于章锡琛一贯的节俭作风,这个办公的新址,是由一家倒闭的丝厂修缮而成。由此可见章锡琛管理开明书店的作风。

实际上,开明书店精于管理,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从章锡琛开始带头,开明书店各部门的中层负责人都是事必躬亲,认真管理,以最少的人员发挥最大的效率。章锡琛竭力压缩一切非生产性开支,尽力把资金用在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方面。如不去大规模买房建房,而是租房修缮,因陋就简;运货用手推车,不买汽车,必要时才租用卡车;不在外地广开分店,外地发行多委托书业同业代销等等。企业的一切,都经过了章锡琛及其管理团队的精打细算。

作为企业负责人,“章老板”甚至精打细算到了自己的头上,终其一生,他自奉甚简,在开明书店没有拿过高于同事的高薪,没有享受过高于同事的特殊待遇。比如他爱抽烟,但以高档烟待客,以低档烟自用。“人谓开店即是老板,可惜我‘这版不是那板’,是为发展文化事业,不为牟利。我吸的是‘老刀牌’香烟,又浓又辣,是黄包车夫吸的;抽屉里有白锡包,三炮台,是敬客的,谁看到过有这种穷老板。”家中吃饭,多是一碗绍兴黄酒、半碟花生。由于不讲究营养,他一直很瘦,加之穿着也不修边幅,章锡琛显得有点未老先衰。要知道,和他同时代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高层,有很多人是住别墅、坐汽车,家中有佣人伺候生活起居的。

章锡琛自己工作起来,也非常拼命:办公桌上长年累月堆着稿子,他都要一一抽空审阅,不过这个工作,一般是晚上做。白天则忙于接待众多的来客,有同业、有送稿和借稿费者,亦有因退稿而问责者,当然还有朋友如丰子恺、郁达夫、夏衍、茅盾、叶圣陶、周建人、顾颉刚等的来访。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到了晚间,章锡琛就一支烟、一杯茶相伴,开始独自审稿到深夜。他是高度近视,近视眼镜宛如瓶底,看稿时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如此审稿,可见辛苦。同事们次晨来上班,总能见到他的桌上烟蒂一缸,淡茶半杯。而规定要轮流打扫的办公室,早就被章锡琛一个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所以,章锡琛的出版家就是这样炼成的:首先要有与时俱进的新思想,要有在细分市场做到“专注、极致”的企业理念,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选题策划意识,要有“以质取胜”的市场竞争策略,要有团结一班人的领导能力,最后,还要有勤俭办企业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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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锡琛先生

今天,世上已无开明书店,世上已无章锡琛。

但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书还在,章锡琛编的书还在,章锡琛写的书还在。

所以,书比人长寿,书也比书店长寿。

由此可见,从事出版业最大的好处在于,在出版家、出版人们逝去以后,他们编的书还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捧读、受益。而在他们读完这些书的时候,若得一眼之暇,瞟一眼编者为何许人也,则出版人的一生心愿已足。

我想,这样的出版人当中,必有章锡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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