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梅光迪与胡适,敌乎,友乎?

在五四运动中及其之后一段时间里,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共识,真正的反对派实际上势力很小,比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严复、陈衍、马叙伦等人,他们的反对也并不是真反对,他们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承认或主张文化的革新与进步。新文化运动真正有力量的反对派主要的还是那些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人物,在前有胡适的留美同学梅光迪、任鸿隽;在后有胡先骕和《学衡》杂志,以及文坛老将章士钊等人。

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然而,由于世人对其缺少同情之了解,以致成见颇多,乃至误判。例如,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说:“复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自有一个小天地,自在地写着‘金陵王气暗沉销’一类的无病呻吟的诗。……梅光迪也写了一篇《评提倡新文化者》。……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在新文学家眼中,学衡派是“复古派”,专门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学衡派的创始人、主帅梅光迪便是最典型的个例。
文学改良的赞同者与建言者
依胡适《逼上梁山》所自述,新文学运动实肇始于“胡梅之争”。“胡梅之争”始于1915年夏的绮色佳之游。翻阅那时的胡适《留学日记》和梅光迪致胡适的信函,我们可以见到若干原始资料。
梅光迪在写给胡适的几封信中说道: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
弟窃谓文学革命之法有四,试举之如下: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如今之南社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徒成一种文字上之俗套而已,故不可不摈去之。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如上所言。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以上二、三、四三者为建设的,而以第二为最要最有效用,以第四为最轻,最少效用。)弟窃谓此数端乃吾人文学革命所必由之途,不知足下以为何如,请有以语我。
梅光迪在胡适面前,以“文学革命”的“我辈”自居,并欢迎“旧派文家”的“讪笑攻击”,并表示“文学革命本所赞成”,还积极讨论“文学革命之法”,这哪里是新文学运动反对者的所做作为?如试将梅光迪的“文学革命”之四法,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主张相比较,甚至可以说此四法为其渊源之一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这不正是此后万千“新青年”走向“新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么?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于1917年正式发动“新文化运动”之前,梅光迪最初也不是完全的文学革命的反对者,而是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建言者,只是路径、方法、程度、对文言白话的态度不同而已。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梅光迪最终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去了呢?
走到胡适的对立面
梅光迪对于文学革命审慎的态度,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充分,他在1916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道:
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然以足下之奇才兼哲人、文人之长,苟努力为之,或能合康德Wordsworth于一人,则迪当从旁乐观其成耳。
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知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后来者以津梁,于愿足矣。至于振起为一代作者,如“华茨华斯”、“嚣我”,为革命成功英雄,则非所敢望也。足下亦自愿为马前卒为先锋,然足下文才高于迪何啻千万,甚望不仅以先锋马前卒自足也。
足下来书称弟守旧,似若深惧一切“新潮流”者,妄矣。窃谓弟主持破坏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观念,亦不让足下。弟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自负过高不轻附和他人之故耳。为自由之奴婢与为古人之奴婢,其下流盖相等,以其均系自无所主,徒知人云亦云耳。
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吾辈及身决不能见”,已不“痴想”“创造新文学”,
同时他还认为“为自由之奴隶”与“为古人之奴隶”“其下流盖相等”。他的这两种心态,可谓坚持了一生,也成为他今后走上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的思想根源。他自不会为“古人之奴婢”,然而,或许在他看来,胡适无疑已是“自由之奴隶”了。
等胡适归国发起新文学运动,爆得大名,梅光迪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心理上开始反对胡适。这种反对随后又渐渐超出个人心理,而成为不同文化立场之争了。正当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梅光迪在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发表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
等文,他说:“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观念,能够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我们必须了解与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便成为活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某种肯定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标准,借以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时性的事物。”其立论之高,实不亚于陈独秀、胡适。
1918年春,胡适邀请梅光迪任北京大学教授。梅光迪回信说:“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过问矣。”可见,梅光迪与胡适式新文学运动大不以为然,期待有人“另倡新文学”。
与此同时,梅光迪还开始在哈佛寻找“同志”以便回国与胡适“作战”。据学衡派的主将吴宓在《自编年谱》里回忆:“彼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从此,梅光迪走上了反对胡适式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了。另一则史料还显示,此时的“胡梅之争”开始夹杂了个人意气之争。在梅光迪1919年回国前,他在留美学生中,宣称胡适“冒充博士”,于是酿造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胡适“博士学位”公案。
“真正的新文化者”
1920年,梅光迪在《民心周报》第1卷第7期发表《自觉与盲从》一文,公开表示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梅光迪开始筹办《学衡》杂志,以此为阵地,以吴宓、胡先骕等盟友,正式成立了学衡派。
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其中发表有梅光迪的名文《评提倡新文化者》,其中说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胡适的态度是:“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当年11月3日,胡适作《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其中又提到:“今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胡适宣言梅光迪等“破产”,已大有不屑于之论辩的味道了,同时也是宣布“胡梅之争”结束。
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梅光迪讲义中,笔者还发现,梅光迪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而斥胡适等为“新文化之仇敌”。那么,什么是梅光迪所理解的“新文化”呢?台湾学者林丽月如是认为:“梅光迪秉承白璧德学说,对民初以来的社会现状与学术思潮,也抱悲天悯人的忧时心情。他对五四的抨击,前期以反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为主,后期以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主,理论中心在文化。他强调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批判,即须审慎的选择。梅光迪理想中的新文化,绝非以实现儒家的人文主义为满足,其终极目标在建立一个融贯中国传统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一方面由中国传统中衍生,一方面自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中得来。而其基本态度就是审慎的评判。这是梅光迪始终不同意胡适派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也是梅光迪理想中的新文化之精华所在。”
1924年,梅光迪赴美任教,学衡派也濒于瓦解。学衡派反对胡适领衔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就此结束了。此后梅光迪也会偶尔抨击胡适,例如1930年他在回顾“中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时说:“在像胡适这样聪明而新潮的现代派人物的领导下,不弃不馁地推进着中式生活的西方化。不过,他们已走得太远,已不再是如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进行着‘中国的复兴’,而是铸成了‘中国的自取灭亡’”。

梅光迪与胡适,敌乎,友乎?

历史的错读

夏建圩

1919年,梅光迪获得硕士学位回国,第二年出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不久应刘伯明的邀请,转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西洋文学系主任。1921年,南京高师改名为东南大学,留学美国的吴宓也于这一年来到这里。翌年,梅光迪、吴宓及刘伯明等人共同创办《学衡》杂志,东南大学和《学衡》俨然成为中国南部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相抗衡的文化中心。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60期

梅光迪和吴宓、刘伯明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都大致信奉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他们向中国人介绍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也期待中国能够有一场真正的人文精神复兴或者说重建,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胡适以及胡适传播的那些杜威主义、实验主义,一直有很尖锐的批评,认为胡适和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的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有价值的精神启蒙,而是一场虚幻的精神鼓噪、文化污染,是将中国文化发展从正路引到了一条斜道,偏离了中国文化正常发展的轨道。中国人接受着这场文化革命的闹剧,并将长时期地受这场文化革命闹剧的困扰。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迷失在胡适等人所指点的西行途中。中国文化丧失了自主性和自身特质,日渐成为西方文化的翻版。

一、其人小传

1922年1月,由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由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开宗明义宣布“于国学则立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中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说来奇怪,标榜适度保守立场的《学衡》同仁几乎个个都是对中西文化有精到研究和理解的饱学之士,他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又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在文化上向西方学习,但不能丧失文化的自主性、主体性。然而,他们这种并不绝对化的折中主义主张,竟然被胡适等人一棍子打到守旧、保守、落后的阵营,使他们百口莫辩,在后来很长时间段里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一拨食古不化的守旧派。这无疑是历史的误会,是错读。这一批留学归来的知识人,就其本质而言,才是真正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期望在中国本位立场上重建中国文明,这个重建,当然是对人类全部文明遗产的充分吸纳、全面继承,这一点大约类似于宋初五子重建新儒学,化解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长达八九百年的儒释道冲突,重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新儒学”。《学衡》以及那些曾被打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另册的知识人,差不多都可以作如是观。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梅氏是宣城望族,在文学、数学、绘画、天文学等领域人才辈出,清代桐城人张廷玉说“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梅氏人文昌盛可见一斑。梅光迪是宣城梅氏第33代孙,他12岁应童子试,18岁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秋天,经绩溪人胡绍庭的介绍,梅光迪与胡适(1891—1962)在上海相识,从此两人结为朋友,书信往来不断。1910年夏,与胡适同舟北上京城应考时落榜(胡适考中官费赴美留学)。1911年,梅光迪再次应考,考取清华教会学校官费留学生,入美国西北大学,1915年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开始与胡适探讨“文学革命”话题,并逐渐走向保守,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反对者之一。

《学衡》不反对西方文化,不反对中国学习西方,但确实反对胡适,反对陈独秀。其实,如果心平气和地观察陈独秀、胡适之,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西方主义者、绝对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属于“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的思想是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诸公相比,双方都不是绝对主义、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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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出版之后,引起读书界、知识界的激烈争论,有赞成的,如上海的《中华新报》,有谩骂的,如《时事新报》,多无价值。直至2月4日,周作人化名“式芬”,在《晨报副镌》发表《评〈尝试集〉匡谬》,话说得比较中肯。周作人指出,胡先骕的批评,评新诗原很好,只可惜他太“聋盲吾国人了。随意而言,很有几个悖谬的处所,不合于‘学者之精神’”。周作人的反批评巩固了新文学阵营主流派的信心,所以胡适对来自《学衡》的批评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引以为荣,《学衡》的愤怒与几近非理性的骂街并没有激怒胡适,甚至使胡适感到洋洋得意。

1920年,梅光迪学成归国,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教授。次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英文系教授,1922年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同年,聘请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吴宓到东南大学任教,共同发起创办《学衡》杂志,使之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遭到鲁迅、茅盾、郑振铎等人的猛烈攻击,不久该杂志销声匿迹。1924年,梅光迪赶赴美国,执教于哈佛大学。1927年再度回国,短期代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又往哈佛大学。1936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遨请,出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在当时,鉴于梅光迪的名气,在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时,他被聘为参政员。1939年浙大文学院独立后,梅光迪任院长。在抗日的艰苦年代,浙江大学转徙至贵州北部偏僻的山区。等到抗战胜利后不久,梅光迪却一病不起,1945年12月27日,因心肾衰竭在贵阳去世。

梅光迪问任鸿隽:“《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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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

梅光迪满腹经纶,具有远大的学术抱负,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挚爱之情,尚未来得及有所建树就已逝去,令后人遗憾。“就他对西方之了解而论,中国人能胜过他的,似乎寥若晨星。他的英文写作,既达而雅,比之西方名著,也毫无逊色”。他学贯中西,但他留下的文化遗产仅一本论文集——《梅光迪文录》。对于梅光迪,知之者不多,且都认为他是新文化的反对力量,对他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本文以梅光迪与胡适从朋友到对立为主线,力图解读出这位在中国新旧文学史上扮演特殊角色的人物,以此丰富宣城市地方史志人物的发掘与研究。

矛盾的立场

二、将胡适“逼上梁山”

胡先骕(1894-1968)是现代中国植物学泰斗级的大学者,后参与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著名“活化石”水杉之发现者,毕生潜心于草木,在专业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专业之外,胡先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旧学功底极深,文理兼通,博学多才,所作诗文被很多专门者推崇,视为一流。

1912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对此梅光迪致信,表示支持。他说:“足下之才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将来在我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我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深望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梅光迪是胡适转学的极力支持者,对他寄予了希望,自己也要“执鞭以从其后”。1915年夏天,在美留学生梅光迪与胡适、任叔永、赵元任等朋友讨论文学革命。改变中国文学史进程的新文学运动由此启动。同年9月,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胡适作诗送之,“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来之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两人在学问上相互切磋,思想上相互激励,在许多问题上推心置腹,成为交好的朋友。

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胡先骕总有点瞧不上胡适之这样暴得大名,因此他在文学革命高潮时,就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对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理论主张提出批评,以为中国文学不能不说没有问题,但文学的改良总不能因噎废食,视中国文学皆为陈腐卑下不足取,而不惜尽情推翻之。殊不知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立言大有所蔽,他们故作堆窃艰涩之文者,固以艰深以文其浅陋。而此等文学革命家,则以浅陋以文其浅陋。

1916年7月,胡适与朋友们去美国绮色佳凯约湖泛舟,诗兴大发。事后任叔永将自己作的《泛湖即事》四言长诗寄给胡适。胡适看后否定了该诗,认为诗中用了早已死去的文字,提出了要在诗歌创作中弃死求生,诗国革命的主张。梅光迪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主动站出来为任叔永打抱不平。于是二人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梅光迪在信中写道,“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可以看出,一开始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革命议题上,基本能取得一致,只是方法、形式上的差异。梅光迪已经感觉到文学革命的大潮流,但他又不能同旧文学中蛹化出来。梅光迪一方面承认小说、词曲可以用白话,但同时又主张诗文不可用白话。他与胡适争论的关键点也在这里。胡适把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放在诗歌上,而梅光迪却固守此文化堡垒。梅光迪与胡适在文学思想和观念上的分歧,也在讨论中越来越明显。梅光迪保守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与胡适的讨论、辩难中的。他的对立和对胡适灵感的激发,都是处在朋友间相互批评、帮助的基础上的,态度、语气也是平和、友好的。

胡先骕也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他主要是不满意于胡适他们的鲁莽灭裂之举,期望为文言留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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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先骕后来的说法,他之所以起而反对胡适和陈独秀,还因为看不惯胡适等人欺负林纾等老先生看不懂英文,所以他这个留学归来的新青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结果确实弄巧成拙,自取其辱。

对此,胡适在7月22日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全诗一千多字都是白话文。写道:

不言而喻,胡先骕等人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是矛盾的,他们关于文化、文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等问题极富合理性的看法被历史大潮吞噬了,湮没了,特别是“新青年”们对胡先骕们上来就以“讥讽口吻”定位为守旧主义者,这就使他们的话语权力和话语价值打了很大的折扣,使“新青年”在话语上着了先鞭,占了优势。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后五四”时代长时期的边缘化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笑。

就专业水准而言,胡先骕主要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当然还是梅光迪、吴宓等人。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梅光迪与胡适是不错的朋友,但他又确实痛恨胡适的所言所行,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家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都被胡适假新文化的名义破坏殆尽,所以他有责任出来对胡适迎头痛击,保卫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的申包胥自居自勉。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问题当然应该正视和解决,只是不能像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那样,凭借西方文化将自己的文化传统拦腰斩断,彻底毁灭,而是参照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为现代中国重塑平衡稳定的社会文化心态,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创造条件与可能。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基础,梅光迪认为正是胡适等人所要打倒的儒家思想伦理。尽管胡适一再声称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儒家、打倒孔子,但在梅光迪以及一切持适度文化保守的思想家看来,胡适的主张即便本身没有排斥孔子和儒家伦理的意思,但也为排斥孔子和儒家伦理的思想开了方便之门。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根据梅光迪的理解,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仅仅将程朱理学中的心性之学和修己之学看作是孔子儒学正宗,并让这种儒学正宗承担近代中国落伍的原罪,这显然是不对的。按照梅光迪的说法,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和儒学的排斥或许是对的,但他们排斥的内容可能并不是真孔子真儒学。梅光迪的这个判断与同时兴起的所谓新儒家有着比较类似的特征,也与利玛窦等早期来华传教士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致思倾向,他们都力图为孔子和儒学辩护,而辩护的思路都是说秦汉以来历史上的所谓孔子所谓儒学都是假的,都是历代腐儒的误解误释,所以他们不仅要批判清儒,返归宋儒,还要批判宋儒,返归秦汉之儒,进而批判秦汉之儒,返归先秦原始之儒。其实,原始儒学儒家内部也并不是一个完全逻辑自洽的严密体系,儒家各派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孟子与孔子不同,与荀子不同,但他们都是儒家大学者,究竟应该相信谁的呢?这其实就是梅光迪《学衡》诸同仁与新儒家的共同困惑,只是他们都不曾真正直面这样的问题而已。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学衡》诸同仁的思想深度和学问的广博似乎都没有办法与新文化运动主流相提并论,所以他们只能在“后五四”时代长时期地边缘化,由此也看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后继乏人。新文化运动不论有着怎样多缺点与问题,但它毕竟合乎历史前进的大趋势。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梅光迪读后与胡适继续讨论,但态度与过去发生了变化,谈了自己不轻易依附“新潮流”的文学态度,主张中庸,反对偏执激进的思想观念,显示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梅光迪的来信引起了胡适的进一步思考,刺激和激发了他的思想。此时,胡适进行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从自己的专业——哲学角度来论述的;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所以多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与胡适辩论并向其发难。二人的争论,极大地帮助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认识。胡适自己也认为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有梅光迪的反对意见,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许多问题还无法认识清楚,也就下不了要求文学革命,尤其是诗歌革命的决心。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孕育与爆发,实是梅光迪催逼的结果。有这么一个反对派的朋友,也是胡适的大幸。

三、“决不作入京之想”

随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刊出《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陈独秀随其后推波助澜的《文学革命论》,新文学运动空前高涨,胡适本人也借助革命,走到舆论与思想界的前沿,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在青年中盛行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此时,胡适在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立定脚跟后,便致信梅光迪,要他回北京教书,梅光迪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表示自己“决不作入京之想”,并对胡适以及《新青年》的激进行为表示不满。他说:“足下所主张无弟赞一辞之余地,故年来已未敢再事哓哓。盖知无益也……足下向称头脑清楚之人,何至随波逐澜……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

在梅光迪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时,与胡适有过接触,并时常通信。但梅光迪感到“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面队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成功,梅光迪认为,“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也……弟意言学术者,须不计一时之成败。”在这种心态下,梅光迪联合吴宓、胡先骕二人创办《学衡》杂志,发表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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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中西文化间寻找交点

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办,梅光迪等人以此为阵地,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并逐渐形成“学衡派”。他们都是留学生,学问“中西合璧”,企图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寻找批判新文学的交点,来论证他们的复古理论。所以,“学衡派”的反对,就带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在《学衡》第一期上,梅光迪就对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开火,鉴于他与胡适的特殊关系,文章中没提胡适的名字,只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原有的宽容的精神消失殆尽,论辞变得尖刻无情,甚至近于谩骂、诋毁。梅光迪痛恨胡适等人身居学界的要津,蛊惑青年学生,成为政客,“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梅光迪回国后向胡适开的第一炮。难怪胡适看了第一期《学衡》后,说这只是一本“学骂”。梅光迪与胡适的朋友关系也由此出现了转折。以前那种平心静气的学术氛围不存在了,代之是相互的嘲骂和诋毁。梅光迪在文章中把胡适当作为政客、娼优,矛头直指胡适,的确让他不快。

此后,当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时,遇到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郭希望胡适留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译,同时兼任东南大学的教授。胡适当面拒绝说:“东南大学是不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对我的人是旧学者和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昔日一对好朋友,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最终分庭于激进、保守两大阵营。1926年9月1日,梅光迪与胡适在法国巴黎相遇,胡适的印象是“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梅光迪请胡适吃饭,胡适负约,说自己临时忘记。1927年胡适访问美国,梅光迪也在,因上一年胡适的负约,惹恼了梅光迪,使得他们连再一次坐到一起吃饭的机会也没有了。梅光迪致信胡适说:“若你始终拿此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力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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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耶!命耶!

面对梅光迪的不幸与留下的遗憾,他的学生、朋友兼同事郭斌龢这样说:“少游美国,为当时留学生中之翘楚,年壮气盛,抱负甚伟……又值大难,先生不惟不能展其抱负,即平时议论,也鲜为人所了解”。吴宓在自编年谱中对老朋友梅光迪的看法是:“梅君好为高论,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其一生著作极少,殊可惜”。

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梅光迪这种种局面呢。梅光迪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有过12岁应童子试的荣光,确实读了许多古书。而到美国留学初期,因英文不佳,处处遭到歧视和嘲弄,他的朋友胡适能运用英语撰述和发表精彩的演讲,对他有一定的刺激,嫉恨心理增强。梅光迪眼睁睁看着胡适功成名就,成为学界、思想界的领袖,而自己不名一文,并沦为保守的反对派,处处遭到舆论的戏弄。更加上包办婚姻的不幸,导致他与自己的学生李今英相爱。婚外师生之恋情,又遭到非议,虽几次奔赴美国,也不顺利。他自己也承认,“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一生吃亏,全在于此”。抗战时期,他流落西南边陲,一直到魂断贵州。一方面梅光迪极度的悲观自卑,另一方面有着自视甚高的傲慢,在这种强烈的冲突性格中,梅光迪的心态开始失衡。当胡适集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时,他不但没有从旁乐观其成,反到成了真正的反对派。

梅光迪的专业是文学,而胡适以哲学为专业。因此梅光迪认为在文学上比胡适更有发言权。梅光迪对胡适的学问十分蔑视。他认为作为一个学问家要“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然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美国学者顾立雅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孔子信徒”,“但因他富于理想主义,不肯随众附和,所以无缘施展他的抱负”。梅光迪是只读不写,述而不作的。胡适恰恰相反,在各个领域都是著作等身,其中《尝试集》、《终身大事》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和第一部话剧剧本。这与梅光迪对待学问的态度相去甚远,因此遭到他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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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像梅光迪这样的中国本位文化感强烈的人,是很少见的。梅光迪希望胡适振兴孔教,不料胡适成为最激进的反孔教分子。梅光迪确立的是儒家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指导。其后梅光迪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深受他的影响,文化思想与观念趋向于新人文主义,从中找到了反对新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和知识上的支援。梅光迪强调并重视传统的继承,反对主情,反对一切激进的思想与文学革命,尤其不能接受文学的新潮和新文学的试验。胡适是杜威的门徒,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一生坚信不弃,并由此激发出文学革命的思想。两人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势同冰炭。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是保守与激进的斗争,新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较量。胡适与梅光迪分别代表了新文化时期对待中西文化的两种极端态度,犹如是硬币的两面,始终相反相背。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时代连结在一起。

虽然以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受到新文学作家们的反击,噤若寒蝉,以致垮台,但其倡导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用“改造固有文化,吸取他人文化”的学术眼光,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求交点的学术态度,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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