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天降,因祸得福

  “祸福相倚,吉凶同域。”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关键时刻莫犹豫,良机稍纵即逝。懂得这个道理,将无往而不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有那么一批素质优异的初中毕业生,为了实现离开乡村这一朴素的愿望,报考中专,成了国家包分配的中专生。这批中专学生包括四个领域:工商财、农林水、医卫、师范。

  ——写在前面

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转为城镇户口。这两个条件,对当时城乡二元化社会里的农村青少年及其家长,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

  1952年我考上久负盛名的沛县中学。它是一所古老的学校,以升学率高闻名徐淮地区。我能在这所学校读书,感到非常自豪,无比幸福。

离开乡村,在城市、工厂或者单位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每月领一份稳定的薪水,是当时每一个农村青年的梦想。因此,当上述四个领域的中专学生,改为在初中毕业生中招生之后,报考中专的初中毕业生,非常踊跃。

  入学那天,班主任刘德猛老师知道我在小学当过班干部,就让我担任临时班长和学习委员。我深受鼓舞,工作、学习特别卖力,第一学期我就取得优异成绩:操行甲等,每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在80分以上,总评93.2分,我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三好学生一等奖,奖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年,因体育79分(未超过80分),我获得三好学生二等奖,奖品是《高尔基的青年时代》。

最初的几年,几乎所有的初中学校,都要进行筛选考试,只有进入全校前十名二十名之内,才具有报考中专的资格。

  我春风得意,一番风顺,品学兼优,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久,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青团)。从初一到初三,我五学期担任班长,操行均为甲等,是学校的佼佼者,在学校小有名气。万万没有想到,在我毕业前夕、人生巅峰之际,突然祸从天降,我跌了个大跟头,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有些学生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中专,不惜违背乡村伦理,检举揭发别人的孩子是初中复读生(当时规定报考中专者必须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具备报考资格后,才由学校组织这批学生,去县里参加中专招生的正式考试。按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报考中师类的学生,还必须通过面试,才具有入学资格。

  那是1954年下半年,粮油统购统销政策落实到学校。过去学生吃粮不受限制,现在按定量供给,学生吃不饱。学校为了节约粮食,以藕代粮,高粱糊糊也比过去稀多了。

那些考不上中专的学生,只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些人将户口迁入城镇,怀着一种失落的心情,去上高中。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井边打水洗衣服。无意间大家议论起节约粮食的事。有人说:“节约,节约,啥都节约,反正得吃饱饭再说。”我接着说:“水是氢二氧一,是工业原料,我们连水也节约好了。”

在这样一种报考氛围中,能够幸运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大都是读书天分非常出众的孩子。按当年一批老中专生的感叹来形容,就是:“要是我们不考中专,去读高中上大学,那么,那些年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也许将换一批人。”这话当然有些绝对。但是,说他们是考重点大学的最有力竞争者,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

  我所说的“氢二氧一”这句调皮话,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却被我班的一位同学向团委打了“小报告”。这下我可闯下大祸了:那时国家号召节约粮食,(还没有谁提倡节约水),你说节约水,这不是和国家唱反调吗?于是引起了团委书记和校长的重视,还惊动了县政府。

澳门新葡亰网投 ,当年在初中任教的一批有识之士,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经过几年将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组织报考中专之后,有少数初中学校,对学习成绩特别优异者,实行保护政策,不让他们报考中专,而是让他们考高中上大学。

  没过几天,学校在操场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校长大谈粮食与藕的关系,说什么“粮食里面有淀粉,藕里面也含有淀粉,以淀粉换淀粉,有什么不对?!”他停了一下,又声嘶力竭地说:“有个学生说,水是氢二氧一,是工业原料,我们连水也节约好了。这是什么话!”紧接着,他又上纲上线地说:“你学了知识,不去好好为人民服务,却拿来讽刺我们的政治!”

但是,国家包分配的诱惑,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来说,实在太大。尽管有学校的保护政策,也挡不住这些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上中专。因此,尽管有少数尖子学生被老师保护去上高中考大学,但大量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初中毕业生,仍然选择上中专,直到全国大中专招生并轨为止。师范类更是直到1999年为止。

  会场鸦雀无声,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然而没想到的是,他们当年选择上中专,却选择了一辈子的悲情。

  我心里明白,这是不点名地批评我。当时我是班长,共青团员,深知问题的严重性。我等待领导找我谈话,接受组织对我的批评教育。可是,我等呀等,却一直没人找我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好像领导把这件事忘了似的。

考上中专,户口迁出农村,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在当年的乡村,就犹如范进中了举,是颇为轰动一时的。他们的家长,包括他们本人,一时间踌躇满志。一些家庭甚至大宴宾客庆贺。

  不久,班干部改选,变相地撤消了我的班长,改为卫生委员,每月3元的助学金也取消了。我没有闹情绪,照样积极做好班级工作,主动打扫卫生,下雨天我还帮助同学洗刷粘满黄泥的胶鞋,想以此弥补我的过错。

可是,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当这些进入中专学校就读的孩子,发现所谓的中专,其实是农村孩子进入城市的最低门槛。而且这一纸文凭,会将他们约束在最基层工作,他们的发展平台,一辈子都会被这一纸文凭约束之后,失落感便由然而生。

  那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没有回国,团委动员学生给“最可爱的人”写信。我和几位同学联名写了一封信,4位志愿军给我们回了信,还寄来了4人的合影照片,并希望我们给他们寄张合影作为留念。我和朱广诲等6人照了张6寸合影寄去。后来我听说,学校领导竟把这张合影与“氢二氧一”联系起来,怀疑我们6人是以我为首的“小集团”,并派人到我和朱广诲的家乡去调查,想从我们的家庭背景来寻找“氢二氧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当然一无所获。那时我还蒙在鼓里,像没事人似的复习功课,准备中考。

有个别学生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奥妙,他们及时选择了从中专退学,去上高中,考大学。我所知道的两个考上中师的学生,就做了这种选择。不能不感叹他们选择的英明。三年之后,他们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大城市,之后又去了国外。

  1955年7月的某天,学校在大礼堂召开毕业生典礼大会,县政府领导也应邀出席。会上,乔县长还讲了话,他说:“这届毕业生质量很高,300多名毕业生只有2个表现不好,但操行还是及格的。”

然而更多的,在犹疑之中等到了毕业。在他们毕业之际,他们经受了自己人生最大的冲击。

  会后,大家填报志愿。我觉得家庭比较困难,将来能当名小学教员就不错了,于是填报了徐州师范学校。填好表后,毕业生放假3天,再去徐州考试。

他们读了三年中专,拿到一张薄薄的毕业文凭,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最先等到的,却是他们当年考不上中专只能上高中的同学,这个时候却通过高考,获得了上大学甚至是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的资格。

  吃过午饭,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几个同学正准备回家。这时,班主任郝老师突然把我叫住,领我来到僻静的图书馆二楼走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要报考师范学校了,改报高中吧!”我有些愕然。郝老师解释说:“师范学校对思想品德要求高,你的操行得丙,还是报高中吧!”他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又进一步说明:“你的情况我清楚,一贯表现很好,这次我本来想给你的操行打乙,说是认识问题,可校长不同意,他说你这是严重思想问题,必须得丙。”这时,我才知道,“300多名毕业生只有2名表现不好”,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心如刀绞,欲哭无泪,默默不语。郝老师又劝解道:“你也不必灰心,即使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那时你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考,一定能考上。”说着,他还用手比划着,写这么长长一篇评语,就与这件事无关了。

这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对他们内心的冲击,可能不亚于一颗原子弹。这批人当年在学习上不如自己,他们没考上中专只能去上高中。三年过去了,他们只获得了一个吃国家粮的身份,而那些人却考上了大学,甚至知名的大学,他们只能闷闷不乐地看着这批人风光八面。

  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脑海一片空白,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郝老师的。为了升学有把握,我还是听从了郝老师的劝告,改报了新成立的徐州六中。

他们毕业分配的去向,在这份郁闷的心情之中,终于等来了。拿着报到证,他们的心情再一次失落。

  我的操行得丙,轰动全校,人们争相转告:学校的优秀学生,因“氢二氧一”这句话,操行由甲降到丙,升学肯定无望了。不少人为之惋惜。从此,“氢二氧一”成了我的代名词。

他们都去了最基层的单位。农林水专业的学生,大都去了乡镇做农村工作,工商财专业的学生稍好一点,去乡镇工商所或者财税所、供销社,也有一大批去了地方国有企业。医护类专业的毕业生,去了基层卫生系统。这批毕业生分配去向的共同特点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

  我没有考上高中,心里很憋气,我痛苦极了,觉得太“冤”。虽说我有错,但我不“反动”。我一贯品学兼优,仅凭“氢二氧一”这句话就把我的操行由甲降到丙,太绝情了。我心里不服: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夸大事实,错误定性,临毕业时给我的操行得丙。我由冤而怨,由怨而恨,恨那个打“小报告”的人。

换句话说,他们从农村里出来,最终双回到农村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原来的身份是农民,现在的身份,则是做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能够留在县城工作的已经寥寥无几,能够到地级市工作的话,则是他们的祖宗烧了高香。

  不久,我接到学校的通知,分配我到沛县大屯供销合作社工作。初中毕业生从商,我觉得大材小用。但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在大屯供销社,我被分在杂品文具组当售货员,是合同工,月薪18元。

最糟糕的是师范类毕业生。其他大类的中专毕业生还好,尽管分配到了农村,但因为专业的原因,至少还是在乡镇所在地工作,好歹是一个乡镇的中心所在地。师范类却不然。

  从学生到售货员,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痛苦的。每当我想起辍学从商,心里就不是滋味。有一次我在家休息,恰逢老同学放假,邀我出去游玩。我们路遇本村青年,商议比赛篮球,分学生队和农村青年队。我算哪一队?没法归属,我深感自卑,于是尴尬地走开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不甘心当售货员,非要继续上学不可。

每个乡镇,除了乡镇所在地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之外,还有许多中学小学,均衡布局于各个村庄。甚至最偏远的、人迹罕至的村庄,都办有小学。这批中师生刚毕业,基本上都被分配到了各个村小。

  一天下午,门市部顾客稀少,我正在整理货架上的商品,忽见门外走来一个人,面孔很熟。啊,这不是我六年级的班主任李正堂先生吗?我躲闪不及,两人的视线碰在一起。他快步走到我的跟前,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遇到这事不要气馁,要振作精神,千万不要把书本丢下,明年接着再考。”

换句话说,他们真正与农村融为一体。他们的身份,虽然已经是干部,国家工作人员,但他们依然在乡村生活,整天打交道的,都是农民的孩子,和农民本身。

  受到李先生的鼓舞,我继续读书的决心更大了。心想,“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暗下决心,积极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这时我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我要大有作为,不考师范,一定报考重点高中,将来上大学。从此,我白天工作,晚上挑灯夜战,一有空闲就拿起书本复习功课。

我的一个中师生朋友告诉我,他刚毕业时,任教的小学,离乡镇所在地有十六华里路程,而且不通公路,小学就他一个公办老师,他必须自己做饭菜,晚上一个人孤独地住在学校里,外面的每一个响动,都让他担惊受怕。

  1956年5月,听说县里规定往届初中毕业生可以参加中考。我欣喜若狂,于是向领导提出考学申请。随后,和我一起在供销社工作的李凤岭同学也提出申请。

巨大的失落感,从毕业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们,直至终生。

  考试日期一天天临近,领导答复却遥遥无期。我心里着急,担心失去这次升学的机会。这时有人劝我:“别考了,在供销社工作也蛮好。”领导也透出风:再过两个月就调薪了,每月工资36元,还许我当门市部会计兼任文化辅导员,每月补贴6元。我家10口人,人多劳力少,靠争工分勉强度日。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42元钱在当时是个诱人的数字,但我不为钱所动。心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非考高中、上大学不可。

在他们带着强烈的失落感,在最基层工作的同时,他们的读高中考上大学的同学的好消息,一个一个传了来。他们有的去了国家部委;有的留在了省城大机关;有的分配进了高校;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去了国有大型企业;有的去了国外。

  6月30日,我盘完点,与同事交接完毕工作,等候领导答复。这时离考试日期只有15天了。

每一次这样的消息传来,给他们的内心就是一次冲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回味着这些消息,就会想,要是我当年不去考中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天晚上,供销社副主任夏传厚找我和李凤岭谈话。他本打算留下我们两个继续在供销社工作,却不明说。夏主任开门见山地对我俩说:“你们考学,领导是支持的。不过这里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一条是,现在不离开工作,到考试时再去考,考不上学仍可回供销社工作,经济上有困难,还可以补助;第二条路就是……”他稍停了一会,接着说:“第二条路是,现在就可以离开工作,考不上学不准回来,有困难也不给补助。领导尊重你们个人意见,这两条路由你们自己选择。”

可惜,人生无法假设。

  话音刚落,我立即说:“我走第二条路。”

面对基层单位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许多人选择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知道,埋怨已经没有用,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命运,才是王道。

  夏主任说:“再考虑考虑。”

一批人选择考研究生离开乡村。在师范类毕业生中,通过考研离开乡村讲台的人最多。

  “不用考虑了,我走第二条路。”

他们克服自己知识底子薄、没有系统学过英语的困难,怀抱着离开穷乡僻壤的理想,把工作之余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考研上。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

  “考不上可得回家种地。”

在我所知道的师范毕业生,有些人竟连续考了八年,才考上。当他们考上研究生,离开任教的偏僻山村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嚎啕大哭一场。

  “搞农业也不错。”

这是对当年的悔恨,还是面对考研究生的喜悦?也许,兼而有之吧。

  “还是不如搞商业,已经熟悉了。”

作为老师,除了考研,在个人的发展上,还有走另外一条道路的,就是发展一门特长。或是写作,或是书法。因而,中师类毕业生,在这两个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比较多。在我所在的城市书法界,稍有成就的书者中,中师毕业者几乎占了一半。

  “再搞农业,又学会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文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师毕业生。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的优秀。

  一阵沉默。

工商财、农林水专业的毕业生,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在基层党政机关工作的毕业生,他们有一条相对固定的晋职通道。只要努力工作,他们会在职务上获得提升。所以,他们在行政岗位上,走得更远。

  他又问李凤岭。李凤岭说:“我走第一条路。”谈话到此结束。

在工作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基本上成了基层党政机关的骨干。那些脱颖而出者,甚至能够走到县市、地市级的领导岗位。

  后来听同事说:我离开大屯供销社后,领导轮番做李凤岭的工作,直到他放弃考学为止。

能够成为乡镇、县局主要领导,甚至成为县市、地市级领导,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成功者了。甚至,比生活在大城市,更实惠。至于原因,你懂的。

  著名作家柳青曾说过:“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那时,倘若我一念之差走了第一条路,我会在供销社呆一辈子,我的历史将会改写。

至于分配到地方国有企业的毕业生,有许多人的人生境遇惨不忍睹。在刚刚分配到企业的时候,他们可能还高兴了一阵子。

  我回到母校,受到师生欢迎,安排我在郝老师任教的班级复习。

作为地方国有企业,一般离城镇不远。相对于分配至乡下的同学,要好了许多。可是,很不幸,他们在工作不久,就面临地方国有企业改制。

  报名那天,我交出单位介绍信。韩老师接过介绍信,仔细看了看,他将介绍信高高举起,连声说:“老校友来了,老校友来了!”他又指着我说:“今年你准能考上。”

很多工商财类中专毕业生,到企业还没有把人混熟呢,就被买断,不得不下岗失业。

  我报考的是重点高中徐州一中。发榜那天,我步行20余里,来到沛县中学。录取名单张贴在校门的大墙上。我抬头一看,榜上有我的名字,我高兴地拔腿就走,一直向县城走去。我考上徐州一中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奔走相告,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紧握我的双手,连连祝贺。

这批人中的有魄力者,自己创业,通过苦心经营,最终成了富翁。可是更多的,只能通过替人打工,挣得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经济来源时有时无,不得不整天为生计奔波。

  因“氢二氧一”这句话,我停学一年。虽说是坏事,但也因祸得福。是“氢二氧一”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氢二氧一”,我报考了师范学校,一定会当一辈子小学教员。如今我终于考上了重点高中,为实现我的“大学梦”铺平了道路,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尽管有小部分人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依然只能和最初的平台捆绑在一起。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通过这段经历,我领悟到:祸福相互依存,互相转化,一帆风顺防跌跤;遇到坎坷不消沉,振作精神,继续前进。

在学校工作的,成了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基石;在乡镇工作的,成了中国基层党政工作的基石。

  1959年我顺利地考取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工大学的前身),成为我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1960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大学生,1962年被评为学院三好学生,196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工作。我将满怀信心,踏上新的征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在卫生系统工作的,成了中国基层卫生工作的基石。

  2017-11-18

而且,由于他们个体的素质和天份很高,又在学习过程中,养成了听话的好习惯,所以,尽管他们工作在最底层,但是他们依然抑制着自己的强烈失落感,将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做到最好。为中国的乡村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出色贡献。

而他们自己一辈子,都只能扎根乡村。能够调进县城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奢望。

而在他们用自己的才华甚至生命,夯实中国最基层工作的基石的时候,他们的考上大学的初中同学,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由于那批人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相比于只接受过中专教育的他们,思维更为敏锐,眼界更为开阔,视角更为独特,格局更为高远,发展前景更为远大。这批人,大多留在地级以上城市,做行政管理的,官衔更高,做学问的,职称更高,甚至经商的,利润更丰厚。

而这批人,当年和他们在初中同学的时候,却是跟在他们后面的跟屁虫!

一个中专报考,让他们的人生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早早地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却押上了自己一辈子的出息,让这批极具天赋的孩子,在没有灌满浆之前,就被提前收割,然后被晾在最基层,任其凋零。

这对这批中专生来说,不得不说,充满了悲情。他们的天赋如此优秀,却不得不生活在最低层。

尽管对基层来说,因为有了这批有才华的人来夯实,应该感到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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