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日渐繁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及翻译的队伍也已然初具规模。

2018年12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18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论坛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作家、评论家、学者与会,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题展开研讨,共同回顾4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从不同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由母语创作的文学和汉语创作的文学两个部分构成。从文学评论和文学话语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两个部分在文学格局中是很不平衡的。大多数批评家看到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而因为语言条件限制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很难进入非母语阅读的批评家眼中,因此有评论家曾经发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没有内涵?如果没有内涵,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什么价值?到底是谁的眼睛在看少数民族文学?评论者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本身?今天,我想以蒙古族母语文学为例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回族的白崇人是此次最年长的参会代表,他曾参与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近40年后,他再次参与到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谈到这次的参会感受时白崇人表示:“会议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就,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必定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洪流中取得更大的进步与繁荣。”他进一步提出了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应有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还需要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以及全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白崇人认为,当下研究和评论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的学者以汉族为主,培养对少数民族历史、风俗、文化更为熟识的多民族文学理论和评论人才也非常重要。

新征程 新气象 大发展

母语作家背后的多元文化源流

此次参会,不仅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资深专家,也有密切关注当代文学现场的青年学者。“80后”满族学者黄平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上海代表参加创作会议。近年来,他在高校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关注当代文学写作怎样能够更有效地凝聚共同体,即在尊重各自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文学的“共情”达到充满包容性和创造力的团结。他特别指出,通过学习这次盛会的相关材料及领导讲话,青年学者有机会与各地文学同行进行深度交流,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进一步理解了文学所在乃是大义所归。同为“80后”的土家族学者魏巍也在思考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指向,他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回答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及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既要立足于民族,同时也应该具有超越民族的文化视野。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来说,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族群的文学,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更应该有走向世界的阔大胸怀。真正把民族的、世界的文学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民族文化自信,也要有包容他者文化、容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胸怀,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踏上了新的发展征程。40年来,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秉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信念,真实记录了各民族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创造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从新时期走向新时代。

澳门新葡亰登入 ,在中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并且有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作家一般都有双语阅读和母语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文化观念和文学理念一般都带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广阔视野,这一点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是长期被忽略和低估的。而这正好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蒙古族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曾经写过一首诗《本性相同》,批判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

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土家族学者杨彬看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70年来,形成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凸显民族团结主题、开掘民族文化内涵、探索多元创作手法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色。经历了作家队伍从单一到群体、主题内容从政治到文化、创作方法从一元到多元、成就地位从边缘到前沿的历史巨变。她把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作家团队生动地比喻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在未来将共同肩负着为各族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使命,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包明德说,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以天然的艺术悟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责任感,创作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些优秀作品体现了期盼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鲜明倾向,表现民族地区鲜活的生活状况与文化信息,为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输入了宝贵的元素。他分析丹增、阿云嘎、乌热尔图、景宜等作家的创作,认为这些优秀的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抓住了民族性格里最突出、最深刻的地方,写出了族群记忆与审美心理的关键之点,展示出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壮丽画卷。他们把民族性书写与家国情怀乃至人类意识结合起来,让审美想象不断得以升华。

荒野上奔跑嗜血成性的财狼和

除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整体评价以外,许多学者从本民族文学研究历史和发展现实出发,呈现出不同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内蒙古作协主席、蒙古族学者满全在此次参会的过程中,深度思考了本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困境。他谈到,内蒙古文学研究的问题根本在于内蒙古文学的文化基因或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即“欠发达”地区文化。许多作品在思想深度、哲学思考、宇宙认知、题材挖掘、情节处理等方面,与一流文学作品存在着明显差距。正因如此,满全认为当代内蒙古区域文学“仍在崛起的路上”。

尹汉胤认为,经过40年筚路蓝缕的开拓奋进,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证明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蕴含着丰厚的文学资源,同时也蕴藉着巨大的文学发展潜力。一些只有口头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民族,在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自己民族第一代书面作家,而且还出现了获得全国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这一举结束了没有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文学刊物、文学组织的历史,在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团圆,构建起了一幅中华各民族的完整文学版图。在新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深入挖掘本民族心灵与历史,以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学写作,展现出更为广阔且具有自己民族独特地域视角的心理表达,表现各民族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心路历程。

身居高楼饮血取乐的帝国主义

多年来,潜心致力于青海地区民族文化研究与文学评论的“70后”土族学者毕艳君认为,作为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青海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生态,青海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以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独特表现,在丰富了青海当代文学的同时,也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走向。毕艳君对于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有着较为乐观的期待:“各少数民族作家在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良好氛围下,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抒写这个时代的伟大,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重要贡献。”

李晓峰说,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学记忆,少数民族文学深刻反映了少数民族心理、情感、思想等方面复杂多样的心路历程,成为各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少数民族文学也以独特的文学价值、品格和鲜明多样的民族风格装点了新时期文学的美丽花园,使中国文学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色。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想血脉,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虽然禽兽有毛有别于人类无毛

与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一样,新疆地区的多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女作家、学者赛娜·伊尔斯拜克着重谈到:“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繁荣发展,需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文化认同,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视野,提倡超族别意识的中华民族叙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建构。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人物,书写新故事,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石才夫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谈起,认为广西60年的文学成就,是培养民族作家、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努力探索民族文学发展之路的结果。由多民族作家组成的“文学桂军”从边缘崛起,形成了绚丽多彩、摇曳生姿的广西文学图景。广西文学既表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又展示广西各民族生活和艺术形式上的鲜明特色,在全国民族文学格局中独具特色。广西文学要在全国独树一帜,需要不断壮大少数民族文学队伍,提高文学品质,特别是毛南、京族等人口较少民族,要挖掘培养青年作家,让各民族文学薪火相传。

凶神恶煞嫁祸转灾本性却相同。

好的翻译作品带有纯粹而美好的文学光芒,能够为读者送去心灵盛宴,甚至还能以它的真善美,引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有着13年文学翻译经验的蒙古族翻译家哈森,正在着手译介蒙古国的诗歌以及国内蒙古族作家们的母语作品,同时也向蒙古国系统译介中国当代优秀的诗歌作品。对文学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哈森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动力源泉,她认为,文学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应该把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内涵、情感基调、结构图谱、文体风格等要素完整再现给译文读者,才能让异域文化陌生而新鲜的气息互动起来,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境界。

兴安回顾内蒙古新时期以来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认为内蒙古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文化,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大批优秀作家享誉文坛,如玛拉沁夫、乌热尔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内蒙古多民族文学跻身中国文学前列。9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成熟期,但是内蒙古文学整体处于徘徊状态,在新世纪又得以回归与复兴。

我认真研究了这首诗,发现这首诗具有悠久的蒙古文学传统甚至东方文学传统。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采用了著名的《绰克图台吉摩崖诗》的形式,而绰克图台吉的诗则是从《米拉日巴道歌集》学来的,17世纪,蒙古族大翻译家西热图固实绰尔吉把米拉日巴道歌从藏语翻译成了蒙古语,而米拉日巴道歌的诗歌传统又涉及到古代印度的诗学传统。因此,纳·赛音朝克图的《本性相同》这首诗背后流淌的是源远流长的古代印度诗歌、古代藏族诗歌和古代蒙古族诗歌的多元文化传统。可以说,纳·赛音朝克图的《本性相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传统。这就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而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作家因为知己知彼,谙熟自己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又熟悉兄弟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般都超越了本民族文学的单一民族的局限,往往具备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境界。清代蒙古族著名翻译家和红学家哈斯宝在翻译和评点《红楼梦》的过程中不仅对《红楼梦》和金圣叹等前贤的评点做过深入研究,而且也根据自己的蒙古文化知识在翻译实践中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和评论,其中参照了《格斯尔》史诗来评论《红楼梦》,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为他的批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点。而蒙古族近代伟大作家尹湛纳希更是精通蒙汉藏满几种文字,饱读各种书籍,对儒家思想和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深入学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镜花缘》等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自己的《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我们评论尹湛纳希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尹湛纳希模仿《三国演义》《红楼梦》的简单评判上,而应该换个角度考察一下尹湛纳希的这种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文学背景对他的思想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心比心,我们从古代到现当代的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兄弟民族母语作家中也能够找出许多相似的例子。这些作家实际上都有双语阅读、母语创作甚至双语创作的经验,他们的思想境界往往都是开阔而深入的,这为他们的母语作品注入了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而如果不熟悉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民族文学知识结构,我们是很难准确判断和评价他们的母语作品的内涵的。不过,我们还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价值多么高、内涵多么丰富,但是如果没有文学翻译的桥梁,那么母语文学就永远局限在本民族的内部阅读经验中,无法被外界所接受和欣赏,这也许是有人质疑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有没有内涵的原因所在。

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报以希望与期待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学者白崇人表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树不足、文学批评相对薄弱,缺乏更深刻的挖掘分析,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彝族学者纳张元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就勇敢承担起了“窗口”和“桥梁”的使命和任务。但是,从近年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整体面貌来看,部分写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关注不够,缺乏对现实题材的提炼和驾驭能力。纳张元特别强调:“我们应该重新辨析民族文化的价值。因为民族文化的内部优劣并存,其中许多被假象遮蔽的真理容易招致曲解和误读,它们是沙子里面的黄金,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开掘和提炼。”

严英秀着重谈论藏族女性文学的新发展。她说,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蔚然可观的成绩,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走向了繁荣。几代藏族女作家的创作,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经过40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区域走向全方位,收获了摇曳多姿的春华秋实。她们以女性的包容、通达和敏锐,以丰富和独特的民族精神,进行着个人与时代、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建构了藏族女性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立品格。这些沉潜而稳健的文学书写,使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幽暗处、从文化的边缘处一路走来,从此越来越明亮。

新中国成立之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作家们与共和国的文学同步发展。而且,各民族的母语文学作家们在思想认识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创作方面除了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向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学习之外,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尤其要提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创作中贯穿了党的政策和国家精神,成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核心部分,也成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拓展和丰富,除了本民族文化内核、多元文化视野之外还有了来之不易的家国情怀。而且,进入新时代之后,蒙古族许多母语写作的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更是上了新的台阶,超越民族和族群的狭隘思想,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使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境界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

宋家宏对云南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成就进行了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为云南文学的丰富多彩作出了重要贡献。云南几代少数民族作家承续着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共同推进了云南文学的繁荣发展。

母语文学的冰山和高峰

吴刚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东北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发展状况及其发展动力。

实际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格局中,各少数民族的文学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座冰山。除了本民族的母语写作者和评论家之外,大家看到的只不过是各民族文学在海面上的冰山部分,而冰山在水下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和评论的母语文学,而其中可能蕴藏了这个民族更具有民族特色或者文学传统的优秀作品。

民族性阐释与多样化求索

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可能只占各民族文学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评论格局中可能就完全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全部。就拿蒙古族文学来讲,非蒙古语读者和评论家看到的可能就是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和部分蒙古语创作作品的翻译,这两个部分构成了蒙古族文学在海面上露出的冰山风景。实际上,蒙古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满全教授团队每年的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年度报告中的数据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成就,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非蒙古语评论家来讲,这些巨大数据背后的蒙古族母语文学实际上就是海面下面的冰山,无法触摸,更无法去具体评论和充分评估了。因此,只评论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尖,是无法代表整体蒙古族文学的全部成就的。而想全面了解蒙古族文学,必须要既了解汉语创作的成就,也要了解蒙古语创作的成就,而惟一的有效途径就是把蒙古族母语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来,提供给更多的读者和评论家。

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其独特之处就是民族性。改革开放40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文学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不断深化的过程。民族性的内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追求和多样化求索,是与会专家探讨的重要话题。

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及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的“翻译扶持工程”确实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中国作家协会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内蒙古作家协会的“草原文学翻译工程”,一部分优秀的蒙古族母语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并受到全国读者的欢迎,甚至像阿云嘎的《曼巴扎仓》这样的优秀长篇小说还被翻译成英语走出去。这些翻译作品虽然不能完全代表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全部成绩,但是让读者和评论界看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被非蒙古语读者和评论家看到和挖掘到的蒙古族文学的新风景,大大地改变了文学界对蒙古族文学的整体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大量翻译,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内涵会逐渐被兄弟民族读者和文学评论家所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会得到母语文学在本民族之外的外延。

刘大先深入分析了当代文学视野中民族话语的嬗变历程,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80年代初,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时代的共性。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使得少数民族成为主流文化保持自我更新的活力源头之一,一部分作家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寻找复兴与创新的资源,少数民族作家也逐渐确立自我言说的主体性叙事。到了新世纪的多样性文学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显现出认识论转型的潜能与实绩,形成了从他者话语到自我表述的全面转化。作为中国文学的特定存在,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少数者”的差异性视野,而要将自身定位于总体性中的差异性,讲述出一个有别于众口一词的中国故事,或者给共同的中国故事提供新的讲法。

民族传统、世界眼光

陈亚军探讨了民族性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与历史因素,认为政治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带来思想高度,文化因素则注入审美力度,历史因素则带来深度。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内涵是丰富而变化的,从题材内容、语言表达、心理活动、精神体现到叙述者身份等,都可以透露出民族特点。更重要的是,民族性具有地域的相对性。作家们在创作中不应简单使用民族符号,把浮光掠影的描述作为民族文学的特色。正像有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说的,“只有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紧密连接,我们的作品才会具有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

与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

陈岗龙说,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一般都有双语阅读和母语创作的经验,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民族文学知识结构使得他们思想境界开阔,母语作品内涵丰富,除了本民族文化内核、多元文化视野之外,还有家国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这使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境界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需要深入学习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传统,虚心学习世界多民族优秀文化,把民族传统与世界眼光很好地结合起来,创作出既生根于民族文化、又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

同时,我们还看到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中还缺乏高峰,是不争的事实。我最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中如何把民族传统与世界眼光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既生根于民族文化、又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也普遍存在于其他艺术,譬如影视作品的创作中。

普驰达岭认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应该具有民族性元素与世界性视野,诗人要有信仰故土、精神皈依的创作意识,要有创作的涵养与灵性,要有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识,要在创作中体现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哲性光芒。诗歌不仅是个体生命隐秘的符号和心声,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图景或灵魂幻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依存才能滋生充满个性与生命力的诗性土壤。

首先,我们的作家应该好好了解和深入学习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传统。实际上,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文学遗产的民族,但是今天的我们对自己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认识得不够、重视得不够,结果导致了我们的不少当代文学创作底蕴不够深厚,生命力不够顽强,民族性不够突出。我是研究蒙古民间文学的,曾经在多种场合多次呼吁蒙古族作家好好挖掘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宝库,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实,我们的前辈作家中很多都是深入挖掘民间文学宝库创作出他们的不朽作品的。譬如纳·赛音朝克图曾经认真学习和改编过《格斯尔》;巴·布林贝赫和其木德道尔吉都曾经根据优美的民间传说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在当代,也有乌力吉布林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创作出他独具特色的小说作品。同样,世界上的很多著名作家也都是非常重视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譬如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不仅搜集整理童话,研究童话,而且他的《意大利童话》仅次于《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受到全世界读者的热烈欢迎。吉尔吉斯坦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更是完美地演绎了吉尔吉斯民族的古老传说,他在《白轮船》中讲述的鹿母传说是蒙古族作家们应该好好学习的榜样。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实际上用动物故事、民间传说和死亡母题编织了一个个美丽而沉重的童话,写出了民族的记忆、生命的顽强、命运的沉重和死亡的意义。而艾特玛托夫的这些童话,其原型来源于他的民族——吉尔吉斯民族古老的历史记忆和传说。艾特玛托夫用现代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技巧把古老的民间传说演绎成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童话。但是,根据我多次参加“骏马奖”、朵日纳文学奖和内蒙古各类文学奖评奖审读的作品的具体情况来看,今天的作家朋友们仍然对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文化遗产重视得不够,因为继承得不够,所以创新就不多。不少作家的作品中民族文化或者民间文学只是被当作简单的添加剂而不是被认真地当作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来吸取营养。因此,我认为当代作家向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文学学习,首先要转变观念,要真心真意地重视民族文化,要认真研究民族文化,吃透自己的民族文化,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寻找透彻灵魂的创作灵感,才能创作出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学精品。

赵卫峰论述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少数民族诗歌的多样性递进、民族性嬗变和个人性凸现,认为数字化环境使少数民族诗歌百花齐放,使少数民族诗人大量涌现、诗作相对丰产,富于现代特征的新经验、新表达层出不穷。它可观的下一步将是从“多出品”到“出精品”的过程。

其次,我们不仅要认真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且还要虚心向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学学习,要有世界眼光,创作出的作品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如果一个民族作家只关心自己的族群,不关心人类,那么他的作品即使民族性十分突出,也不会走向世界。只有关心人类共同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品才能博得包括自己同胞在内的全世界读者的欢迎。一部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赞美和歌颂本民族为创作的惟一目的,还应该勇敢地自我批判和解剖,这样的作品才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感情,才能让他人认识你的民族,我们的作家首先应该是民族灵魂的分析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仅入木三分地分析了人类的灵魂,也毫无保留地分析了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但是读者并没有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和分析就不尊重俄罗斯民族了,而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伟大作家的大胆的批判和深入分析,更加尊敬俄罗斯文学。我们向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作家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更要学习他们的思想和人文关怀,学习他们的文学境界。

此外,李美皆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阐述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爱和女性,吴道毅论述新时期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女性话语建构,李晓伟分析“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现实关怀及地域特征,贺颖探讨羌族文学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石彦伟阐述《清水里的刀子》电影改编的“极简主义”策略。

以上两点,对一个作家来讲不是互相游离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促成一个优秀作家的成长。对于蒙古族作家来讲,我们不仅要讲好草原的故事,更要让全世界都喜欢听草原的故事,让世界感受到草原的故事关乎到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蒙古族作家只有心里既装着草原又装着世界,才能创作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品。

蓄势攀登 砥砺前行

我想,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和外延的缩影。

与会专家还谈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期待作家们能够抓住新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重新认识自己,扎根人民,紧跟时代,敏锐发现生活的新动向,蓄势攀登,砥砺前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

纳张元说,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事业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下,文学评论得到高度重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少数民族文学评论提供了发展动力,但是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还需要评论家不断提高思想高度、增强批判精神。牛学智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需要引进文化现代性思想、社会学人类学思想,把现代化机制作为评价的重要尺度和思想依据。

纳杨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外出版社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大多数时候是不会单独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这就使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必须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中进行审视。少数民族文学需要更好地保持和发挥充满现实感、具有民族独特性的优势,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审美能力与文学技巧,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反映中华多民族融合进程发挥更大作用。

孟学祥分析地域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认为走入新时代并不意味着作家自然就具有了现代意识和先进思想,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封闭的地域主义、小圈子的从众观念和浮躁的急功近利观念。作家还需要加强学习,提高修养,清醒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从多民族文化元素中寻找独特的创作源泉,扬长补短,开拓创新,做到可持续发展。

与会者还探讨了母语文学的创作和翻译,认为母语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文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必须加大翻译力度,把更多优秀作品翻译出来。扎西东主认为,提高藏语小说影响力,必须从作家努力创作、翻译家提高翻译质量、评论家认真引导三个方面一起努力。努尔巴汗·卡力列汗分析当下哈萨克族文学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张春植论述朝鲜族散文创作的异军突起与“60后”朝鲜族作家群“大器晚成”现象。

与会专家还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一些少数民族正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建议加大对青年作家的扶持力度,培养高水平的翻译家、评论家队伍,增强激励机制,增设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奖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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